【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
「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調查主題：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徵求新增題組公告說明
為因應傳播行為與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傳播學門的學者自2011年開始接受國科會的委託執行「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計畫，為更精確追蹤傳播行為變遷的脈動，每年訪查民眾傳播媒體使用行為，希望藉此深入描述閱聽眾媒體使用的輪廓，以建立完整的長期資料庫，協助學者針對臺灣傳播現況與當下發展，進行系統性的全盤分析，或創新的理論建構，並藉此作為政府擬定政策的重要參考基礎。
本計畫每年組成問卷小組委員會負責該年調查的子題與問卷規劃。小組委員皆為與每年主題相關的專家學者，部分為基於概念研究主題需求而邀請加入，部分為透過公開徵求題組而評選加入。每年調查完成後旋即對外釋出調查資料，提供研究生、學者或業界使用。已於2012至2025年完成十四年的面訪調查（含第一期第一次到第五次、第二期第一次到第五次、第三期第一次到第四次），本次預計於2026年11月至明年1月展開問卷會議，另外於2月執行認知訪談，3至4月執行預試調查，最後於6至9月執行一般民眾正式面訪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民眾）。
一、 歷屆主題與題目類型說明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每年進行面訪資料收集，同時每年以不同次主題切入，試圖從不同面向深入描述臺灣閱聽眾媒體使用的輪廓。
第一期的調查，為期五年（2011.10-2016.9）。五年當中規劃五個不同次主題，主題分別為第一期第一次（2012年）：素養與傳播；第一期第二次（2013年）：網路使用行為；第一期第三次（2014年）：媒體的娛樂與社交功能；第一期第四次（2015年）：政治傳播與公民傳播及第一期第五次（2016年）：風險與災害傳播。並於2014年同時執行青少年調查。
第二期的調查，為期五年（2016.10-2021.12）。主題分別為第二期第一次（2017年）：媒體使用的個人功效與影響；第二期第二次（2018年）：媒介使用與社會互動；第二期第三次（2019年）：媒體使用的個人功效與影響II（跨波追蹤）；第二期第四次（2020年）：新傳播科技與生活延伸及第二期第五次（2021年）：新傳播科技與人際延伸。並於2017年、2020年同時執行青少年調查。
第三期的調查，為期四年（2022.01-2025.12）。主題分別為第三期第一次(2022年)：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政治傳播；第三第二次(2023年)：傳播與人際：人際社交自我展演；第三第三次(2024年)：傳播與生活日常：消費、健康與娛樂；第三期第四次一般民眾面訪目前已在全台各地進行調查工作，並即將結束訪問案；9月中旬起則將展開青少年訪問調查工作。
傳播資料庫問卷共分為長期追蹤的「基本題組」及「媒體特色題組」（兩項共計約110題），以及依西元年份單雙年追蹤的「新媒體使用行為題組」（約30題），最後加上每年變化的「當年主軸」（約80題），問卷總長度約220題。
「基本題組」會記錄下民眾基本資料、媒體使用行為（包括電視、報紙、雜誌、網路、廣播等媒體的使用行為，涵蓋使用時間與接觸內容）、人際溝通、個人價值與狀態；「媒體特色題組」詢問民眾從事特定目的（如休閒、獲取資訊等）時使用媒體的習慣、對各類媒體的可信度評分，以及對於臺灣電視新聞和網路的看法（分單雙年詢問）。「新媒體使用行為」蒐集民眾對於新興傳播媒體的使用習慣，除了詢問使用時間，單年（如四期二次的調查年為2027年）會延伸調查LINE、YouTube、小紅書、戲劇題組；雙年（如四期三次的調查年為2026年）會延伸調查Facebook,、Instagram、TikTok（抖音）、電玩題組。「當年主軸題組」則會依照該年度所訂的主題邀請或徵求問卷規劃小組委員會共同發想相關調查議題。
二、 「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調查主題：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新增題組說明
（一） 四期一次：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
在民主社會中，公民與政治參與是維繫民主運作的重要一環，而公民與政治傳播更是傳播領域相當重要的研究取向。政治學者試圖探索人們對於政治及公民參與的態度，深入挖掘其意識形態、國家認同、動機、情緒感受以及行為意圖（e.g., Gastil & Xenos, 2010; Kim, 2016; Moon, 2013）。傳播學者則著墨於媒體使用以及群眾互動與溝通對於公民與政治參與所帶來的影響（e.g., Gil de Zúñiga, Jung & Valenzuela, 2012; Heiss & Matthes, 2021; Jeong, Zo, Lee & Ceran, 2019; Wang & Silva, 2018; Yamamoto, Kushin & Dalisay, 2015）。因而四期一次「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計畫希望將媒體中的公民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為納入探討。以下將針對各個子題分別闡釋主要研究脈絡。
1. 新聞接收
新聞是公民獲得政治及公共事務訊息的重要來源，在選擇繁多的當代媒體環境中，公民接收新聞的模式相當多元；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新聞會找到我（News finds me, NFM）等理論概念正隨著新聞接收行為的演化持續發展。
(1) 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
新聞迴避行為造成公民知情的低落，不利民主社會的討論與政治參與。近年研究發現，由於訊息量過大而導致的資訊；情緒過載與疲勞 （e.g., Wagner & Boczkowski, 2021）、對新聞（媒體）缺乏信任 （Goyanes et al.,2023; Kalogeropoulos et al., 2022）、缺乏素養或效能感（Edgerly, 2017）、時間分配（Gorski, 2023）、社會化過程（Shehata, 2016; Valenzuela et al., 2019）與習慣等因素都是造成新聞迴避的可能因素。Skovsgaard & Andersen（2020）區分了「意圖性新聞迴避」與「非意圖性新聞迴避」，強調迴避行為背後也存在因偏好其他內容造成無意間迴避的原因。de Bruin et al. （2024）則歸納出有興趣的偶爾迴避者、情緒性偶爾迴避者、批判性偶爾迴避者、新聞局外人、堅定的一貫迴避者等七種荷蘭公民的迴避者類型。台灣閱聽人出現新聞迴避的比例有多高、大致可區分出哪些類型？除了人口特徵與人格特質、收訊習慣、素養能力等因素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會加劇、減輕或調節新聞迴避行為，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
(2)新聞會找到我（News finds me, NFM）
社群媒體上同儕分享與新聞媒體推播的大量新聞讓閱聽人產生一種新聞會自動找上門的感知，學者稱為「新聞會找到我」（News finds me, NFM）（de Zúñiga et al., 2017），包含「自認消息靈通」（being informed）、「不主動尋求」（not seeking） 和「依賴同儕」（reliance on peers）等三個面向，這種認知讓閱聽人不主動接觸新聞又自我感覺良好，可能造成政治知識低落、在不夠知情的狀態下參與政治或進行政治表達。
近來越來越多閱聽人高度信任與依賴演算法對自我偏好訊息的掌握，de Zúñiga & Cheng （2024）認為NFM研究應將「對演算法的依賴」納入測量，不同平台的能供性（affordance）以及平台演算法差異所造成的資訊落差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主題。台灣閱聽人高度依賴新聞找到我模式的比例有多高、、偏好的社群平台為何、在哪些領域出現高度的資訊落差或偏誤（例如政黨政治類、議題類、民生類新聞等），有哪些因素會調節或改變這種行為模式，值得進一步深究。
(3)政黨選擇性暴露（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
選擇性暴露原指人們在使用不同的媒體時，可能會在主動或被動、有心或無意的狀態下選擇接觸與自己的態度與信念相近的訊息（Klapper, 1960）。而選擇性暴露在政治資訊接收的狀況下，更為彰顯；人們會因為其政黨傾向而選擇接觸支持其政黨傾向的媒體或訊息，產生政黨選擇性暴露（Stroud, 2008）；人們選擇接觸與自己政黨傾向接近的媒體或訊息，主要是因為這樣的訊息較不會產生認知失協的感受（Garrett & Stroud, 2014），或與自己意見一致的媒體或訊息，其可信度較高（Metzger, Hartsell & Flanagin, 2020）。在美國政黨選擇性暴露展現於：支持民主黨的民眾會偏好接觸CNN等媒體，而支持共和黨的民眾則會偏好接觸Fox News媒體（Stroud, 2008）。學者發現政黨長期的選擇性暴露會對於政治運作帶來影響，包括政治極化（Stroud, 2010）、對特定政黨候選人的支持（Ksiazek, Kim & Malthouse, 2019）、對不同投票行為模式（例如投票率、投票選擇、決策延遲性）的影響（Lee, 2025）、對自我與群體（政治內團體、外團體）政治知識的評估偏誤（Lee et al., 2024）等。
隨著媒體的分眾趨勢，近年來政黨媒體、另類媒體瓜分主流新聞媒體收視群的趨勢更趨明顯。為捕捉多媒體生態下閱聽人複雜的媒介使用行為，學者透過問卷調查建立媒體清單（media repertoires）等方式，將閱聽人依收視行為特徵分類，並進一步考察不同訊息接收型態對於政黨選擇性暴露、極化程度、政治參與、假訊息接收及傳播等行為的影響（eg., Shaughnessy et al., 2024; Barnidge et al., 2021）。
研究也發現，在臉書上接觸與自己觀點歧異的媒體或內容，可能會對該媒體或發文的對象產生負面認知和情緒（例如：不開心、焦慮），因此閱聽人更會採取選擇暴露策略（e.g., Jeong, Zo, Lee & Ceran, 2019），例如有研究發現在Instagram上關注政治訊息的使用者出現選擇性迴避（selective avoidance） ，避免接觸挑戰自身觀點的政治領袖的訊息（Parmelee & Roman, 2020）。
台灣閱聽人政黨選擇性暴露的程度、成因、產生之效應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影響甚鉅，選擇性暴露是否窄化人們的政治資訊接收，對於民主運作產生負面影響？哪些因素（例如注意力、平台演算法、討論）具有調節效果？這些重要議題亟需傳播學者進一步探討。
2.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
政治學界近來關心政治極化的現象。所謂極化，指的是民眾的認同立場、議題態度或政黨傾向朝兩個極端發展，且共同性逐年降低。過去研究也常使用不同方式來衡量民眾在態度上的極化（例如：使用民眾在特定的意識型態或立場上的距離分布來測量）或是情感上的極化（例如：使用民眾對於特定政黨的情感反應來檢視）（e.g., Garrett, et al., 2014; Kim & Kim, 2019; Wojcieszak, 2011），並透過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極化指數（polarization index）、以及情感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等方式來勾勒出民眾對特定議題或政黨的立場、想法、態度和情感等（e.g., Song & Boomgaarden, 2017; Kearney, 2019; Liu & Wang, 2015）。Yarchi, Baden 和 Kligler-Vilenchik（2021）的研究則更進一步釐清三種不同的極化面向，包含：互動的極化（interactional polarization）、定位的極化（positional polarization）、以及情感的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
一般認為社群媒體是造成政治極化的一個重要促因，在社群媒體上，人們的按讚與追蹤偏好，會因為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影響到後續資訊的接收。長久下來，人們所接收的資訊可能更為偏頗，而非全面。在同溫層的效應下，也會誤以為周遭的人抱持著同樣想法，產生強化既有力場與態度的現象，這些都不利民主的理性發展。而隨著新興媒體的不斷被引進，媒體使用與極化的關係值得持續探討。
近期研究發現，社群媒體、傳統媒體、黨派媒體和意識形態談話節目的極化程度都在加劇，在當代媒體環境中，政黨或政治菁英衝突的新聞經常佔據主要新聞版面，導致公眾錯誤地將菁英極化的印象投射到對於整體社會極化程度的判斷（Ploger, 2024）。這種對於公眾極化的錯誤高估可能導致「自我實現的預言」（Ahler, 2014; Druckman et al., 2022; Lee, 2022; Levendusky & Malhotra, 2016a），當人們相信社會已經嚴重分裂、對手陣營充滿敵意時，自己也可能會以敵意來與不同政黨的支持者互動，加劇了社會對立與情感極化。
有別於美國兩黨政治所對應的兩極化，歐洲開始出現對應多黨政治的多極化（multi-polar）（Martin-Gutierrez et al., 2023）概念，在第三勢力具有一定比例支持者與影響力的當代台灣，可以思考如何進一步發展多極化的測量。此外，西方學者在測量意識形態極化時，經常使用從自由到保守的意識形態自我定位，或是對於特定議題的立場，這兩種方式未必能捕捉到國家認同分歧的當代台灣現況。哪（些）種測量概念最能捕捉到台灣公民的極化狀態、台灣社會對於政黨菁英、政黨支持者及一般民眾的極化程度評估為何，是否與客觀測量所得出的結果差距甚大、哪些行為可能減緩極化……這些研究議題都值得更多的探討。
3.網路不文明行為 （Uncivil political behaviors）
(1) 酸民、網軍（Trolling）與政治攻擊（political attack）
網路一旦出現政治訊息，就會因為網民的意識形態與認同差異，而促發對抗與攻擊。即使是防疫相關的記者會，網友們即時的留言，也充滿不理性與惡意攻擊，這些針對政治認同差異而促發的不文明嘲諷與惡意攻擊行為等，除了可能引發模仿外，也可能對人們和社會帶來許多負面及不良影響。
過往學者曾試圖理解公開言論中的不文明行為（例如：謾罵、粗俗行為、撒謊指控、貶抑或誹謗等）（Kenski, Coe & Rains, 2020），也曾探討民眾面對不文明的討論內容或評論的態度、情緒及行為，例如：人們對於這些言論內容是否會感到心煩、焦躁、是否會選擇一起跟風參與（Wang & Silva, 2018）？對於在網路上常發表或分享不文明政治言論的人，是否會想要取消按讚或刪好友（Goyanes, Borah & de Zúñiga, 2021），又或是在面對不文明行為時，是否會選擇參與集體糾正行動（Ziegele, Naab & Jost, 2020）。而部分研究者也開始觀察與解讀弱勢言論支持或沉默螺旋的現象（Ordoñez & Nekmat, 2019）；此外，亦有學者針對不文明行為的動機進行歸因（Kluck & Krämer, 2021）、以及探討人格特質（例如：五大人格特質或暗黑人格等）是否會驅使不文明行為的產生（Koban, Stein, Eckhardt & Ohler, 2018）。
針對網路上的有毒言論（toxic talk），有學者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模式，不文明行為雖然語氣粗魯或不敬，但通常與有意義的意見交流相關，未必會傷害民主。相反地，在同溫層討論中更常見的不寬容言論，是針對個人、群體的有害或歧視性內容，對於民主社會的損傷更大（Rossini, 2022）。在社群媒體上接觸到較多政治攻擊（political attack）的閱聽人，更容易表現出較強的政治犬儒主義（Hasell et al, 2025）。政治攻擊指的是在社群平台上，政黨、政治人物，甚至一般閱聽人頻繁地使用社群媒體攻擊對手。社群媒體上的敵意也促使年輕人主動去管理他們的網路言論空間，增加了使用者迴避（如封鎖、取消追蹤）的意願，但同時也增強了參與討論的意願（Matthes et al. 2025）。
(2) 政治不實資訊（political mis/disinformation）
在政黨競爭的情境下，錯誤的政治資訊可能讓特定一方得利，贏得勝選；因此政治相關假新聞的傳散與影響，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由於社群媒體、即時通訊軟體與影音平台的盛行，常導致假訊息與不實內容的傳播速度變得很快、接觸到的人群也變得更廣。過往學者們在面對此議題時，多著重於探索假訊息與不實內容之事實查核機制（e.g., Li & Wagner, 2020）、或是試圖理解政黨傾向或媒體選擇的中介或調節之影響效果（e.g., Weeks, 2015）。有些閱聽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分享了假新聞或不實訊息，有些人則是在知情或不查證的情況下分享，可能的動機包含情緒驅動、娛樂需求（例如迷因分享）、鞏固政治意識形態等 （Melchior & Oliveira, 2024）。
相關研究亦經常探討人們在面對這些政治假訊息與不實內容時的感受、情緒和處理作為（e.g., Barfar, 2019; Jones-Jang, Kim & Kenski, 2020），Chang（2021）則針對台灣民眾的假新聞辨識與更正策略進行探討，但相關研究仍十分不足，值得進一步探索。例如，不同政黨傾向者對於政治相關假新聞的辨識或處遇方式是否有所差異？是否容易認定對手陣營的訊息為假新聞？而這些感知是否降低其對於媒體整體信任程度，抑或降低對政治的信任？這些相關議題都是可以繼續探究的面向。
(3) AI生成與深偽（deepfake）的挑戰
近年來，AI生成影像與深偽（deepfake）技術的發展常被用於攻擊名人或政治人物、製造假新聞，其真假難辨的性質可能引發重大政治效應，也逐步動搖閱聽人對於「影像證據可以眼見為憑」的信心。Brooks （2021）發現，公眾論述對於深偽（deepfakes）的擔憂主要圍繞在兩個核心主題：對個人隱私和名譽的威脅、社會崩潰/國家安全和潛在戰爭的風險。學者指出，深偽技術的責任是一個分散式的概念，許多機構都需要共同負起把關的責任，並試圖透過問卷調查，探討民眾認知的課責對象包含哪些機構（Napshin et al., 2025）。對於深偽風險的認知是否提高閱聽人對於個人隱私保護（例如個人公開影像）的增強、對於眼見為憑的影音訊息的懷疑、對於提升AI素養能力需求的認知，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4.公民參與與素養（Participation and literacies）
在數位時代，新型態的公民與政治相關資訊傳遞，與新媒體所產生的討論網絡等議題吸引學者的關切。數位政治傳播涵蓋多元，首先不同新興的傳播科技平台都是政治傳播的舞台，除了傳統媒體外，還涵蓋各類通訊媒體或社群媒體，甚至上面的粉絲專頁或社群。其次在政治傳播行為也十分多元，可能包括瀏覽等接收行為，也可能包括分享、按讚等互動行為，甚至也涵蓋留言製作的主動創製上傳行為。這些不同的平台使用與行為背後，都有其豐富的意涵，如何從數位政治傳播的多元面向拆解出其脈絡，為一個值得耕耘的研究面向。
(1) 傳播與公民參與 （Digit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過去不乏研究探究公民及政治參與和投入的動機、意圖和行為，以及在傳統及新媒體的發展下，這些參與和投入的情況變得有何不同（Gennaro & Dutton, 2006）。早期研究探討哪些變數會影響人們的公民及政治參與和投入（包含：居住在該地區的時間長短、鄰里與人際網絡、或是媒體使用時間長短等），並試著探討這些變數之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影響（Kang & Kwak, 2003），但隨著數位通訊科技的發展，近年研究探討數位媒體所提供的政治參與方式與管道（Vissers & Stolle, 2014）。Shah、 Cho、 Eveland Jr和Kwak（2005）也試圖闡釋網路出現以後，公民參與和表達方式所產生的改變。Bakker與De Vreese（2011）的研究探討線上與線下的政治參與方式，並試圖理解使用不同媒體（像是報紙、電視或網路）是否會影響人們採用不同的線下或線上政治參與方式，也有學者關注線上參與如何促進線下參與。學者發現，閱聽人在社群媒體上透過觀察與社會學習，受到激勵後投入線上參與(陶振超，2017；Kim & Ellison, 2022)。但線上政治行動要進一步外溢到線下，則取決於閱聽人本身是否具備參與式公民規範」（Engaged Citizenship Norms，Dalton, 2008），一種認為「好公民應該要充分知情並積極參與政治」的內在規範，會驅使他們在不同情境下（包括線上與線下）都採取行動。
社群媒體不僅是公民參與的訊息發佈平台，同時也是組織的工具。Theocharis et al.（2023）指出，過去被視為相對獨立的參與模式，例如抗議活動、政黨/競選活動、與官員互動等，已融合成一個「一般性政治參與」模式。因此，要理解當代的民主參與，必須超越傳統的「線上 vs. 線下」二元劃分，轉而關注不同媒體平台的「技術能供性」（affordances）如何塑造出獨特的政治行為模式（Molpeceres et al., 2025）。
除了個人政治特徵（例如內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意見領袖特質）（Schmid et al., 2024）、參與習慣、自我主觀知識（Lee et al., 2022）、媒體平台特質之外，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當代的政治參與？國家、平台、同儕間的監控、自我審查是否造成某程度的寒蟬效應，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在數位媒體上，人們如何因為追蹤特定政治人物或網紅的社群帳號而受其意見影響，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
(2) 錯誤資訊與不實資訊素養（mis/disinformation literacy）
在民主國家中，政府與政治人物透過不同管道與民眾溝通、而周圍的每個人都能夠自由選擇偏好的政黨、抱持不同的政治傾向、意識形態、以及可恣意於網路上發表對於政治的想法、態度和意見。無論是政治人物或人際網絡，在傳散資訊時，都有相當程度的說服意圖。但在媒體上所傳散的資訊卻不一定是正確的（Hameleers, Powell, Van Der Meer & Bos, 2020）。若人們對於這些政治資訊傳散的機制與說服意圖具備相關素養，則較容易制衡並形成獨立看法，而非隨之起舞，不經意受到影響或成為偏頗、不實資訊的傳散者。過往研究曾試圖探討經由專家更正錯誤資訊，並經由社群分享，是否能夠有效導正，並提升民眾的媒體素養（Vraga, Bode & Tully, 2020）；亦有研究指出第三人效果感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 應可成為有效抑制訊息傳散之道，也就是說，當每個人都認為他人會受到錯誤訊息的影響比自己大，通常就會選擇管制不實訊息的繼續流竄，再搭配上媒體素養的介入，民眾將較不易受到錯誤資訊的影響（Jang & Kim, 2018）。
媒體各有其意識形態與政治主張，人們在接收藍綠偏頗媒體所傳散的政治資訊時，是否會考量這些結構性的偏頗，而對其資訊有所保留，所仰賴的即是政治資訊素養。一般而言，媒體素養指的是個人具備特定的知識，得以對於媒體中發布的相關內容能充分理解和運用；亦有學者更進一步將其定義為“可以觸及、分析、評估與溝通各種形式之訊息內容，且能對於媒體中傳散的相關內容，具備獨立思考及判斷的能力”（Jeong, Cho & Hwang, 2012, p. 455）。於政治面向中談及媒體素養，則是希冀透過媒體素養介入（media literacy intervention）減緩媒體中政治相關之偏頗、不實、甚至有害的內容對民眾所帶來的影響（e.g., Jang & Kim, 2018; Jeong, Cho & Hwang, 2012）。
錯誤資訊與不實資訊素養（mis/disinformation literacy）指的是批判性評估資訊、辨識並拒絕虛假、誤導性或經過操縱的內容（包括文字、音訊和視覺內容）的能力、信心和動機。Boler et al.（2025）進行文獻盤點後指出，素養培養應該從單純依賴檢核表，例如The CRAAP Test （透過currency, relevance, authority, accuracy, purpose等五種面向組合而成的資訊品質檢核清單，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 2010）轉向更動態和批判性的方法，例如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以培養成年人評估資訊的複雜技能。Ziemer & Rothmund （2024）則指出，多數針對錯假訊息的干預措施沒有與任何基礎理論（如古典推理和動機性推理）相連結，未來應投入更多研究能量。研究也指出，保持文化敏感性（e.g., Mutsvairo & Bebawi, 2019）、瞭解演算法治理、理解新聞、宣傳和不實資訊如何透過個人化訊息來鎖定並影響我們的情緒（Alvarez, 2021; Serrano-Puche, 2021; Sivek, 2018）、發展對AI原理與倫理的認識，都是培養相關素養能力的重要面向。
三、新增題組提案申請計畫書格式與評選原則
「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調查主題：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歡迎傳播領域或其他相關領域學者（包含各級教授、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提案新增題組，期望廣納各界智慧，不僅增進現有題組的分析價值與潛能，更能將前端、新穎且具有學術與社會價值之研究主題納入。
新增題組申請案將由「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推動委員會」推薦兩位委員進行審查，委員會依照審查結果決定加掛的題組。審議標準主要將涵蓋以下六個主要面向：
(1) 是否與此次調查主題相關（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
(2) 學術與理論的新意與價值
(3) 題目抽象性（受訪者是否容易理解）
(4) 所探討的議題或傳播行為是否具有普及性
(5) 議題的社會重要性高低
(6) 探討議題是否適用於家戶面訪調查情境
本次新增題組的提案申請書以6題問項為上限，頁數以兩頁（含）以上、十頁以內。
申請書內容至少需包含下列項目（格式範本可見附件一）：
(1) 題目
(2) 主題（請說明欲申請之主題及子題）
(3) 前言
(4) 理論架構與文獻探討
(5) 對研究台灣傳播現象的重要性或貢獻
(6) 預定分析方式與價值
(7) 研究架構圖（架構圖建議以圖呈現，文字為輔）
(8) 測量概念的定義、操作型定義與具體題項（題數上限為6題；題組需註明：文獻來源、測量概念、操作型定義、題目原文、題目中文）
(9) 參考文獻
註：除了本次各委員新增的題組外，本調查還附有基本題組與共同題組（如民眾基本資料、媒體使用行為等），這些題目可供共同利用與分析。若您有興趣提案申請計畫，歡迎隨時來信索取相關資料，信箱：crctaiwan@gmail.com。
四、新增題組申請時程與流程
有興趣參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本次「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調查主題：傳播與公民社會–公民與政治傳播」的學者，請於民國114年10月19日（日）以前，提出6題以下之問卷題項及兩頁（含）以上、十頁（含）以內的提案申請書，並以E-mail方式寄至傳播調查資料庫信箱（crctaiwan@gmail.com）。另外，本調查也附有基本題組與共同題組（如民眾基本資料、媒體使用行為等），這些題目也都可供共同利用與分析；若您有興趣提案申請計畫，歡迎隨時來信索取相關問卷資料，以便設計和撰寫計畫書。
本計畫將於民國114年11月17日（一）前，通知入選的題組，入選題組的申請人將自動成為【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調查的「問卷發展委員會」之既定委員，需定期參與問卷設計會議，以協助問卷之修訂與決議，此外，參與者將擁有第一年使用該題組進行論文發表的優先權。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chingchingchang@gate.sinica.edu.tw）。計畫詳情請參考本計畫所屬網站的最新消息公告：【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網址https://crctaiwan.dcat.nycu.edu.tw/。
「第四期第一次（2026年）一般民眾調查」資料蒐集時間預計為2026年6至9月，完成後將於後年（2027年11月中旬）公開釋出資料，若欲收到資料釋出的相關訊息，也可登入【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網站，加入會員，屆時將以電子報形式通知。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計畫主持人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共同主持人 陶振超 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聯絡電話：(02)2782-1693#267、#262或(02)2789-8166
聯絡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A2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