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科會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
「 2025年第三期第四次青少年調查：傳播與人際－媒體問題使用與影響 」
徵求新增題組公告說明
隨著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傳播行為研究面臨著新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些變化，傳播調查資料庫近年來除了年度面訪外，也採用了其他方式來捕捉臺灣民眾的媒介使用行為，例如經驗取樣和數位足跡收集等。這些多元的研究方法旨在更精確地描繪臺灣民眾的媒介使用情況，並開闢新的學術議題。今年，我們將採用青少年與家長配對的親子對偶研究設計，進行傳播相關資料的收集。為了擴大資料的應用範圍，我們在此公開徵求加掛題組，期望能為臺灣學界提供有價值的數據，未來這些資料公開後，將惠及更多學者，促進學術研究的發展。
一、青少年發展與親子對偶研究設計
青少年時期（adolescence）曾被定義為個體在10至19歲之間的發展階段，這是從兒童過渡到成年的關鍵時期（Sawyer et al., 2018）。處於此時期的青少年（adolescent），一方面經歷著生理的快速變化，另一方面也面臨著自我角色認知與身份認同的挑戰。這些變化或挑戰更可能對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和人際互動產生深遠影響。有些學者也據而形容青少年時期為「狂飆期」（storm-and-stress），以強調其不穩定性與劇烈變化。走入近代，隨著媒介與科技的迅速發展，青少年的生活經驗已與過去大不相同。他們成長於數位時代，早早接觸各類媒介與技術，這不僅改變了他們的資訊獲取和人際互動方式，也加劇了比如自我認同建立的困惑與壓力。同時，數位時代帶來的隱私、網路安全，以及網路霸凌等挑戰，都進一步複雜化青少年的發展。
在青少年面對這些挑戰時，他們家長的角色便顯得尤為重要。比如，Coyne等人（2017）回顧了過去的研究，便曾論及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家長的教養方式，乃至家長對媒介與其他數位通訊科技的使用，對孩子的媒介使用行為、孩子的媒介態度，甚至媒介如何影響孩子等面向上都扮演重要角色。本次傳播調查資料庫聚焦於此，將青少年的發展置於當代數位通訊科技盛行的背景下，探討青少年父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親子互動關係。本次調查將採用親子對偶（parent-child dyad）的研究設計，單波、同步收集青少年及其家長雙方的資料。雖然單波問卷的研究設計限制了因果推論的時序性，但這種方法能夠避免僅從單一來源（如僅青少年或其家長）收集資料時可能出現的問題，例如個人以偏蓋全的月暈效應或系統性評估偏誤（Murphy et al., 1993），並能夠細緻捕捉親子觀點之間的潛在差異或親子間如何互相影響（Paschall & Mastergeorge, 2015）。
過去研究利用親子對偶設計，已經開展不少具洞察性的研究，本計畫針對下列四大常見主題，及其所涵蓋的八項子主題展開徵求加題計畫（請在計畫書中說明主題類型）。
二、親子對偶題目徵求
（一）數位時代的家長角色
（1）親子互動影響青少年媒介使用
許多研究採用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Bronfenbrenner, 1979）的觀點，探討家長作為青少年生態環境中的重要因子，如何通過其社經背景、親子關係、以及日常互動來影響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為。例如，Koch等人（2024）發現，當家長具有較高的社經背景（如教育程度、收入等），他們通常擁有更多資源，可以更專注管理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從而促進青少年發展出更成熟的媒介使用模式（如在使用行動裝置時會考慮他人的感受）。Bianchi等人（2019）則指出，如果家庭溝通品質較佳（如成員之間能夠互相聆聽、真實表達感受等），會減少青少女參與危險的性簡訊傳遞行為。此外，當家庭關係異常緊密時，可能會影響青少女對於人際界線的認識，使得他們會在未經同意下，轉傳別人的性簡訊給其他人。Hwang等人（2022）則直接聚焦於親子互動關係，並發現當青少年暴露於家長的直升機教養（helicopter parenting），似乎會更容易逃避至虛擬世界，而發展出電玩及社群媒體的成癮行為。
這些研究確實揭示了當代親子互動與青少年媒介使用間之關係，並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洞見。然而，仍有許多方向可以進一步探討。例如，若深入探討親子互動，會發現這其中包含多重面向。在親子互動中，家長的實際行為固然扮演重要角色，但家長所持有的與教養相關的認知與信念也同樣會影響青少年的行為（Bornstein, 2015）。例如，關於家長專制權威教養模式的研究發現，這種模式雖然在歐美地區通常與青少年較負面的發展有關，但在華人文化中卻似乎產生相反的效果；有些研究指出這可能是家長所秉持的華人傳統教養信念，影響家長行為與青少年適應間之關係（Chao, 1994, 2001）。類似於此，研究其實可以進一步探討家長作為生態環境因子，在影響青少年媒介使用行為時，是否會受到某些家長特質（例如教養信念）的調節？
（2）父母介入行為
已有不少大規模調查顯示，當代家長普遍認為育兒比數十年前更加困難，且許多家長明確表示這種困難主要來自數位通訊科技的發展，如社群媒體（如臉書）和智慧型手機等（如Auxier et al., 2020）。因應這些發展，當代家長需要教養的過程中融入「介入行為」（parental mediation），以協助管理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為。一些家長可能會制定規則來限制介入（restrictive mediation）青少年使用媒介的行為，另有些家長也有選擇不與孩子討論內容的方式與孩子一起閱覽媒介（coviewing），其他家長則可能採取較為主動的介入方式（active mediation），例如與青少年一起討論媒介內容（Modecki et al., 2022）。甚至，近期也有研究指出，父母介入未必都是由父母單方執行，而可能會與青少年形成一個「介入的共同建構」（co-construction process of mediation），比如父母的介入行為可能是由青少年主動邀請而產生；在此脈絡下，家長也可能會有多樣的回應與介入型態（Kurock et al., 2024）。
針對這些多元的父母介入行為，過去研究也多有探討這些行為如何影響青少年發展與媒介使用。在青少年發展上，Collier等人（2020）便回顧了過去父母介入行為效果的研究，並發現家長若採取較多限制介入，則青少年似乎有比較好的發展（如較少的攻擊行為等）。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為方面，如Corcoran等人（2022）發現，無論是家長自陳還是青少年認知，父母若較常主動介入或限制介入青少年的行為，均能顯著減少青少年的危險媒介使用行為，比如傳性簡訊（sexting）。最後，也有一些研究進一步探討父母介入行為與青少年行為間的影響機制。例如，Meeus等人（2019）便指出，當家長採取比較支持青少年自主的限制介入時，可以大幅減少青少年沉迷平版電腦的傾向；而當家長採取高壓控管或缺乏一致性的介入行為時，可能會通過影響青少年的自我調節能力，進一步導致青少年更嚴重的沉迷傾向。
目前確實已有大量研究探索家長的介入行為，以及其對青少年的影響。這些研究成果仍有不少可以進一步探索的空間。首先，目前學界雖已開發探究多元的父母介入行為，然而這些研究多半侷限於歐美文化。過去研究已穩定地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養模式和對家長的期待存在顯著差異（Lin et al., 2023）。按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是否存在「本土化的父母介入行為」而更有效預測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為？其次，過去研究也曾指出，儘管父母介入行為在青少年媒介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卻有不少父母卻因擔心會影響青少年的自主性發展，而不願意採取介入行為（Young et al., 2023）。這意味著父母介入行為與青少年之間可能是雙向關係（亦即不只父母介入行為影響青少年行為，青少年特質也可能影響父母的介入行為），那麼青少年特質或行為是否又如何能預測家長的介入行為呢？而不同的父母介入行為是否會因親子關係、青少年特質而對青少年行為產生有不同效果？
（二）數位時代的育兒挑戰
（1）面對網路風險與提升網路安全
隨著數位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育兒過程中面臨的首要挑戰之一便是青少年的網路風險（online risk）與網路安全（online safety）問題。Livingstone與Smith（2014）指出，當代許多網路內容（如網路霸凌、與陌生人接觸、傳遞性簡訊、不符合年齡的內容等）都可能對青少年造成傷害，進而構成網路風險。因此，家長需要幫助青少年提升網路安全意識，以更好地預防和應對這些潛在的風險。而這並不簡單；因為家長根本難以全面了解青少年在網路上的行為，甚至常常不清楚孩子是否已經暴露於網路風險之中。Symons等人（2017）的研究顯示，家長對青少年實際網路經驗的認知並不精確，不僅普遍低估了青少年實際面臨風險的程度，甚至還可能因為自身的刻板印象而忽視青少年在特定網路風險中的暴露情況。這一現象反映了所謂的「臥室文化」（bedroom culture; Bovill & Livingstone, 2001），隨著數位傳播科技的普及，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經驗理解更加容易出現隔閡。或許也正因家長不瞭解青少年的網路經驗，家長即便擔憂，他們也往往難以實際行動、有效幫助青少年因應和預防這些風險（Symons et al., 2020）。
那麼，為何家長無法準確掌握青少年所面臨的網路風險經驗？Wisniewski等人（2017）指出，這可能源於父母與孩子對風險的認知和反應存在差異，導致青少年不願與父母分享他們的網路經驗。若是如此，這兩者的關係是否會被其他因素調節？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文化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中，家長對青少年特定網路經驗的理解準確度似乎有所不同。例如，在捷克，家長對青少年遊戲行為相對了解，但對於他們是否遭遇網路霸凌問題則較為陌生（Geržičáková et al., 2023）；相比之下，比利時的家長則對青少年是否暴露於網路霸凌了解更多（Symons et al., 2017）。在臺灣，家長對青少年的網路經驗在哪些層面上理解得較為準確？再者，隨著數位通訊科技的不斷發展，是否還有其他新興的網路風險需要考慮？例如，近期有研究開始探討青少年在網路上的隱私問題（Akter et al., 2022）。面對這樣的新興風險，家長對該風險的了解如何？親子雙方如何協力預防？這些問題都迫切需要進一步研究來回答。
（2）培養青少年數位素養
面對各式各樣的網路風險與安全問題，家長可以通過培養青少年的數位素養來增強他們抵禦網路風險的能力。數位素養通常指的是使用數位通訊科技的能力（Koltay, 2011）。Rodríguez-de-Dios等人（2016）提出，青少年的數位素養至少包括以下幾個面向：有效的使用數位通訊科技產品的能力（technological or instrumental skill）、透過這些產品有效溝通的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在數位環境中搜尋資訊的能力（information）、可以批判性的分析蒐集而來的資訊（critical skill）、避免使用數位通訊科技產品可能會帶來的風險（personal security skill）、保護數位通訊科技產品的安全及避免使用上的風險（devices security skill）。至於怎麼培養青少年的數位素養，目前研究似乎仍未有一致看法。雖有如Koch等人（2024）發現，當家長更投入於青少年的媒介使用，青少年確實會發展出更成熟的媒介使用模式（如在使用行動裝置時會考慮他人的感受），但也有Rodríguez-de-Dios等人（2018）發現家長的介入不只可能無效，甚至可能損害青少年的數位素養（Rodríguez-de-Dios et al., 2018）。
按此，家長如何能有效提升青少年的數位素養，這一議題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比如不同的教養風格、介入方式是否會影響家長在培養青少年數位素養時的效果？青少年的個人特質，如自我調節能力、情緒狀態，以及親子關係品質，是否在此過程中扮演了調節或甚至中介角色？此外，當我們細緻分析數位素養的不同面向時，家長的介入方式是否會對不同領域的素養產生不同的影響？再有如臺灣的家長是否有特別重視的青少年數位素養面向？青少年與家長兩方認為青少年需要學習的數位素養面向會否有不同？家長覺察及青少年自陳的數位素養程度是否會有所不同？總的來說，這一領域雖然仍處於發展階段，仍有許多待開發的議題與機會。
（三）數位通訊科技與親子關係
（1）數位通訊科技上的多元親子關係
進入數位時代後，親子間的互動已不再僅限於面對面的溝通（face-to-face communication）；隨著數位通訊科技（如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的迅速發展，家長與青少年之間也開始透過數位通訊科技進行交流（technology-mediated communication）。青少年現今能透過多種管道與家長互動，親子關係在這些新穎管道上呈現什麼樣的面貌呢？Weisskirch（2011）探討了親子之間利用行動電話溝通的模式，發現誰主動撥打電話、通話的目的等細節，都可能反映出不同的親子關係品質。例如，如果青少年主動使用行動電話向家長報備行程或尋求同意，這通常與較高的親密感、家長的支持性、以及較好的親子溝通模式有關。相反地，若家長主動透過行動電話來監控青少年的活動或學校作業，親子間則可能出現更多爭執，顯示較差的親子關係。此外，研究者也對親子在社群媒體上的互動進行探討。Kanter等人（2012）研究了親子是否在社群媒體上加對方為好友，以及這如何反映或影響親子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是否加家長為臉書好友，可能成為親子關係品質轉變的重要契機；當親子間存在衝突時，互加好友反而能促進親子間的親密感和關係品質的改善。
如上所述，數位通訊科技的發展使得親子關係展現出多樣化的面貌。這種多樣性不僅反映了當前的親子互動，還可能為親子關係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與挑戰。儘管過去的研究已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洞見，但仍有一些關鍵問題尚未得到解答。例如，每個數位通訊科技的平台都有其特色，青少年是否會只願意以某些管道與家長聯絡？再有如這些產品和媒介平台的特性是否與親子雙方的人格特質產生複雜的交互，從而影響親子關係的品質？如果確實如此，這些影響是通過何種機制發生的？與此相關的是，目前研究大多集中於歐美族群，那麼臺灣的親子之間是否有一些獨特的文化特色，使得他們在使用某些數位通訊產品和媒介平台時更加適應或有效？這些問題都是既有趣又有潛力帶來重要發現的研究方向，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
（2）數位通訊科技影響親子關係
親子使用數位通訊科技的目的未必總是用於彼此聯絡；更多時候，他們使用這些產品是為了參與其他活動或處理其他事務。家長或青少年如何使用數位通訊科技，以及他們的使用習慣，可能對親子互動，甚至對青少年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然而，這些影響究竟如何，學界目前尚未達成共識。根據置換假設（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當個體花費過多時間在數位通訊產品上時，可能會取代原本進行其他有益活動（如與家人共度有意義時光）的時間，進而影響個體的生活適應或社會關係（Coyne et al., 2014）。確實，Pivetta等人（2024）發現，在親子互動過程中，頻繁低頭滑手機的父母（phubbing; 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6）往往容易忽視或不回應青少年的需求，從而導致青少年更容易沉迷於電玩。然而，也有研究發現與置換假設不一致的結果。例如，Jensen等人（2021）在單一波調查中確實發現，青少年使用較多社群媒體時，更容易發生家庭紛爭或因上網問題與家長產生爭執；但當研究進一步透過經驗取樣法進行短期密集追蹤後，卻發現青少年每日使用數位科技的時間與他們與家長或其他親近他人之間的互動時長無顯著關聯，也未增加親子間負向互動的發生頻率。
由此可見，儘管已有許多研究關注數位通訊科技融入當代社會後對親子互動、關係品質的影響，但目前的研究結果仍不一致。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是否有其他調節因子（如家長或青少年的個人特質、使用這些產品的動機、家長抱持的社會化信念等）能調節數位通訊科技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此外，不同種類的數位通訊科技（如社群媒體、電玩、通訊軟體等）各具特性，這是否會導致對親子關係產生不同的影響？同樣的行為中，數位通訊科技的使用者是家長還是青少年，是否會在某些情況下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有所不同？
（四）數位通訊科技與代間傳遞與衝突
（1）媒介使用行為的代間傳遞關係
如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所闡述，兒童經常通過觀察他人的行為和態度，並加以模仿來學習。在這個過程中，父母等重要他人往往成為兒童學習的主要來源（Bandura, 1977; Woszidlo & Kunkel, 2017）。過去的研究已將這一理論應用於解釋親子之間媒介使用習慣的代間傳遞現象（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根據這一理論，研究者認為當父母形成某種媒介使用模式時，兒童會通過觀察，直接學習並採取類似的行為或態度模式。例如，Wang等人（2019）發現，即使在控制了家庭溝通模式後，父母的面對面溝通能力除能預測青少年的面對面溝通能力外，甚至還可以預測其數位通訊科技的溝通能力。此外，Mun與Lee（2021）也發現，即便是考慮了父母的教養方式及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表現，父母智慧型手機成癮仍能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的智慧型手機成癮傾向。最後，有研究指出，媒介習慣的模仿學習似乎需要針對不同的媒介類型進行更細緻的探討。比如，Edgerly等人（2018）指出，在新聞消費這一主題上，模仿學習會受到家長實際使用哪一種數位通訊科技所影響；該研究指出發現青少年似乎會特別觀察父母透過哪些數位通訊科技來進行新聞消費，並據此進行模仿。
代間傳遞確實有效解釋青少年媒介使用習慣中的許多特徵。但這其中仍有不少有趣的研究問題值得探索。比如，是否存在任何因素可以緩衝或甚至強化這種代間傳遞？例如，家長與小孩的個人特質或親子關係的品質，是否可能成為這種傳遞的調節變項？此外，是否所有的媒介使用習慣都存在代間傳遞現象？又有哪些媒介使用習慣並不受此影響？如果是這樣，哪些因素可以解釋特定媒介使用習慣是否會發生代間傳遞？這些問題都需要更多的研究細緻探索。
（2）數位落差與「子－親數位媒介引導」
Twenge（2017, 2023）指出，當代青少年與過去世代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在一個充滿數位通訊科技的環境中成長。這些青少年自出生以來便被各種科技產品所包圍，因此Prensky（2001a, 2001b）將他們稱為「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相比之下，他們的父母多數是在成年後才開始學習使用這些科技產品，而被稱為「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這種差異可能家庭內也會產生類似於「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現象，即父母與孩子在網路使用能力上的顯著差異。在這樣的數位落差下，青少年有時會反過來教導父母使用數位通訊科技，亦即「子－親數位媒介引導」（child–parent digital media guidance），將家長引入網路世界，而家長也可能受益於此，開展更多可能性。然而，這樣的子－親數位媒介引導並不總是帶來正面效果。例如，Nelissen與Van den Bulck（2017）發現，儘管父母和青少年都承認青少年會教導父母使用數位通訊科技，但這一現象反而可能導致更多因媒介使用而引發的親子爭執。此外，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子－親數位媒介引導似乎會與親子之間的互動以及關係品質有複雜的交互。比如Correa（2014）就曾發現，當家長較權威專制、親子關係品質較差，青少年似乎較難影響父母的數位傳播科技（如電腦或上網等）的使用。
儘管已有研究探討這一現象，但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探索的研究方向。例如，青少年是出於什麼動機教導父母使用數位通訊科技產品？在教導過程中，青少年是否會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比如Correa（2016）就曾發現子－親數位媒介引導確實可以有不同面向，且對於家長是否決定使用數位通訊科技的預測效果皆不相同。有趣的議題是，有哪些因素可以預測青少年選擇多樣的引導方式？再者，青少年會教導家長什麼樣的內容呢，總會是正面的嗎？還是他們也會把壞習慣也教給父母？如果將子－親數位媒介引導視為一個動態過程，那麼在過程中，青少年若教學失敗，這是否會對親子雙方乃至整體親子關係產生影響？這些都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三、新增題組提案申請計畫書格式與評選原則
「第三期第四次（2025年）調查主題：傳播與人際──媒體問題使用與影響」歡迎傳播領域或其他相關領域學者（包含各級教授、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提案新增題組，期望廣納各界智慧，不僅增進現有題組的分析價值與潛能，更能將前端、新穎且具有學術與社會價值之研究主題納入。
新增題組申請案將由「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推動委員會」推薦兩位委員進行審查，委員會依照審查結果決定加掛的題組。審議標準主要將涵蓋以下七個主要面向：
(1) 是否與此次調查主題相關（傳播與人際──媒體問題使用與影響）
(2) 學術與理論的新意與價值
(3) 題目抽象性（受訪者是否容易理解）
(4) 探討議題是否適用於親子對偶調查（parent-child dyad）
(5) 所探討的議題或傳播行為是否具有普及性
(6) 議題的社會重要性高低
本次新增題組的提案申請書以6題問項為上限，頁數以兩頁（含）以上、不超過十頁。
申請書內容至少需包含下列項目（格式範本可見附件一）：
(1) 題目
(2) 主題（請說明欲申請之主題及子題）
(3) 前言
(4) 理論架構與文獻探討
(5) 對研究台灣傳播現象的重要性或貢獻
(6) 預定分析方式與價值
(7) 研究架構圖（架構圖建議以圖呈現，文字為輔）
(8) 測量概念的定義、操作型定義與具體題項（題數上限為6題；題組需註明：文獻來源、測量概念、操作型定義、題目原文、題目中文）
(9) 參考文獻
註：除了本次各委員新增的題組外，本調查還附有基本題組與共同題組（如民眾基本資料、媒體使用行為等），這些題目可供共同利用與分析。若您有興趣提案申請計畫，歡迎隨時來信索取相關資料，信箱：crctaiwan@gmail.com。
四、新增題組申請時程與流程
有興趣參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本次「第三期第四次調查主題：傳播與人際──媒體問題使用與影響」的學者，請於民國113年10月20日（日）以前，提出6題以下之問卷題項及兩頁（含）以上、十頁（含）以下的提案申請書，並以E-mail方式寄至傳播調查資料庫信箱（crctaiwan@gmail.com）。另外，本調查也附有基本題組與共同題組（如民眾基本資料、媒體使用行為等），這些題目也都可供共同利用與分析；若您有興趣提案申請計畫，歡迎隨時來信索取相關資料，以便設計和撰寫計畫書。
本計畫將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一）前，通知入選的題組，入選題組的申請人將自動成為【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三期第四次（2025年）調查的「問卷發展委員會」之既定委員，需定期參與問卷設計會議，以協助問卷之修訂與決議，此外，參與者將擁有第一年使用該題組進行論文發表的優先權。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chingchingchang@gate.sinica.edu.tw）。計畫詳情請參考本計畫所屬網站的最新消息公告：【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網址https://crctaiwan.dcat.nycu.edu.tw/。
「第三期第四次（2025年）青少年調查」資料蒐集時間預計為2025年9至12月，完成後將於後年（2026年12月中旬）公開釋出資料，若欲收到資料釋出的相關訊息，也可登入【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網站，加入會員，屆時將以電子報形式通知。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計畫主持人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共同主持人 陶振超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林高賢 博士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專任助理：許哲瑄、林鳳翎、戴怡儒
聯絡電話：(02)2782-1693#262、#238或(02)2789-8166
聯絡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A2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