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科會【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
「2023年Panel網路調查主題：傳播與人際–人際社交與自我展演」
徵求新增題組公告說明
為精確追蹤台灣民眾傳播行為變遷的脈動，【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每年除了訪查民眾傳播媒體使用行為外，也會針對不同次主題進行深入探索，希望藉此深入描述閱聽眾媒體使用的輪廓，以建立完整的長期資料庫，協助學者針對臺灣傳播現況與當下發展，進行系統性的全盤分析，或創新的理論建構，並藉此作為政府擬定政策的重要參考基礎。每年組成問卷小組委員會負責該年調查的子題與問卷規劃。小組委員皆為與當年徵求主題相關的專家學者，部分委員為基於領域專長而受邀加入，其他委員部分則為透過公開徵求題組，投送計畫書評選通過後加入。每年調查完成後旋即對外釋出調查資料，提供研究生、學者或業界使用。
為有效因應網路世代快速變動的趨勢所衍伸出的新型態網路使用與傳播行為，本計畫自2017年開始招募全臺面訪調查中的受訪者加入網路調查群組（迄今加入人數已達5,085人），並希望有效利用此一網路調查群組，蒐集內容更為多元、豐富且即時的行為調查資料，利於相關學術研究發表或重要傳播議題剖析。於2021年開始，本計畫徵求有意願之學者提案、參與網路調查題組的新增工作，也於2021及2022年完成調查。此次本計畫徵求有意願之學者提案、參與2023年網路調查題組新增工作，協助提升此次網路調查的學術與社會內涵，徵求相關之說明如下。
一、 2023年Panel網路調查樣本說明
本次網路調查Panel樣本來自2017至2022年進行全臺面訪時有意願加入網路調查群組之受訪者（N=5,085），來源包含：2017年二期一次9至17歲青少年調查（現已滿18歲者）119人、2019年二期三次18歲以上一般民眾調查512人、2020年二期四次18歲以上一般民眾調查1,608人、2020年二期四次18至35歲加抽之年輕樣本391人、2021年二期五次18歲以上一般民眾調查893人及2022年三期一次18歲以上一般民眾調查1,561人。調查群組樣本概況如表一所示。若以2022年網路調查填答率約40%計算，預估本次完訪樣本數可達2,034筆。
然而提醒申請加掛題組者，網路使用者佔台灣民眾的88.9% ，因此與母體（全台18歲以上民眾）仍有差距。此網路調查Panel樣本在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與教育程度與台灣人口分布仍有不同。比較網路調查Panel樣本（以下簡稱：網調樣本）與全臺灣人口（資料取自2023年3月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的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在性別方面，網調樣本以女性占比為多（網調樣本於女性之占比多於全臺灣人口）；在年齡區間方面，網調樣本則以20至39歲為主，臺灣人口以40至49歲為主，而顯著差異則是存在於20至39歲（網調樣本於此年齡段之占比多於全臺灣人口）以及50至70歲以上（網調樣本於此年齡段之占比少於全臺灣人口；在出生縣市方面，兩者樣本均以北北基宜之占比為最多，而顯著差異則是存在於雲嘉南地區（網調樣本於此地區之占比多於全臺灣人口）；若依教育程度來看，兩者樣本均以專科（五專/二專/三專/軍警校專修班/軍警校專科班/空中行專/空中商專）、大學（空大/軍警官校/軍警官大學/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大學）、碩士及博士之占比為最多（網調樣本於此教育程度之占比多於全臺灣人口），此外，於自修/小學、國中（初）中/初職及高中職（普通科/職業科/士官學校）這三個教育程度中，網調樣本之占比少於全臺灣人口。
二、「2023年Panel網路調查主題：傳播與人際–人際社交與自我展演」新增題組說明
以下針對本次主題「傳播與人際–人際社交與自我展演」說明，初擬四個面向，每個面向延伸兩類子題，向傳播領域或其他相關領域學者徵求新增題組，子題說明如下：
1. 數位科技與人際網絡
(1) 數位社會存在（Digital social presence）
隨著數位通訊科技（例如：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的推陳出新，人們的社會存在（social presence）不再侷限於同一個空間，除了經營真實生活中的社會存在，人們也往往同時藉由手機，在數位世界中同時經營另一個平行的「社會存在」（Maquire & Connaughton, 2011），甚至是多重的社會存在（Turner & Reinsch, 2011）。同時數位通訊科技開展了各種關係的可能，創造了跨越空間的友誼或關係（Maguire & Connaughton, 2011）。過去研究也發現與特定人士的平日聯絡管道越多，其關係越為密切（Igarashi, Takai & Yoshida, 2005），因此溝通工具使用本身，無論是類型或多寡，也成為關係深淺的指標（Haythornthwaite, 2005）。經營雙重或多重的社會存在，雖然會帶來更多的正面社交經驗，但因為多工對於認知的耗損，加上必須處在隨時社交的狀態，而產生的無形壓力，都可能帶來負面的社交經驗。亦即多重社會存在下所形成的關係，不論在特質與經驗，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因此很多研究議題還待開發。例如數位社會存在會帶來哪些正面的社會經驗？或帶來哪些負面的社會經驗？哪些數位通訊科技對於多重社會存在帶來比較多的正面社會經驗？哪些數位通訊科技對於多重社會存在帶來比較多的負面社會經驗？人們經營多重社會存在的策略為何？不同數位通訊科技對於經營社會存在的影響為何？而線上社會互動與實體社會互動同時存在，提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Xu et al., 2021），因此比較線上與線下的社會存在扮演的不同角色，或其間的互動也是可以探索的方向。
(2) 數位社會支持（Digital social supports）與數位社區團體認同（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virtual communities）
數位社群一詞最早為Rheingold所提出，他將數位社區（virtual communities）定義為「在網路上藉由長期共同討論而在網路空間形成如人際的網絡（Rheingold, 1993, p.6）。隨著網路與數位通訊科技的普及，大部分的網友皆有接觸數位社群的經驗，不管是認識與不認識；這些數位社群可能是自己發起的，也可能是商業團體發起（Utz, 2008）。有學者對此發展抱持樂觀的態度，認為網路社群可以超越族裔與國界的藩籬，讓更多人可以因為共同的興趣、天份才能（talents）、理念或信仰而串連在一起，而人們對於這些數位社群的認同，可能改變其自我概念與認同（Utz, 2008）。同時這些人們認同與經常交流的數位社群也是人們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社會支持可以是工具性、資訊性與情感性，而不論其性質如何，都有可能讓人們產生歸屬感（Tanis, 2008）。同時即使沒有直接在數位社區上的他人互動，單單觀察他人的正面互動也有可能對潛水者帶來好處（Dai & Shi, 2022）。究竟網路上人們經常參與互動的是哪些類型的數位團體？透過哪些管道參與這些數位團體？人們在數位團體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例如：提供資訊，分享自製創作內容）？數位社群參與的多寡與其社會資本的關係？人們在數位社群上獲得哪些類型的社會支持（工具性、資訊性、情感性）？是藉由直接互動還是間接觀察的方式？這些社會支持對於這些數位社群的連結高低？這些相關議題都值得深入探索。
2. 數位社交素養
(1) 電腦中介溝通效能（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與電腦中介溝通恐懼（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跟線下世界一樣，在傳播通訊科技平台上與人互動需要有足夠的社交效能。社交效能指的是與人來往交流互動的能力（Rubin, et al., 1993），社交效能高者，社交技巧也高（Salavera et al., 2017）。在傳播領域，人際溝通效能也經常被探討，人際溝通效能指的是能有效與人溝通的能力（Rubin, et al., 1993）；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也有學者探討網路中介的人際溝通效能（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pitzberg, 2006）。然而，就如同人們在線下的社交溝通能力有差異，人們在線上的溝通效能也有很大不同；因此雖然早期探討數位落差的研究專注於實質的落差，例如近用落差，近年來學者開始關注自我效能落差，並將此歸為第二層次的落差（The 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Hargittai, 2001）；Courtois和Verdegrem （2016）也認為人們在傳播通訊科技平台上，也呈現出溝通技能落差，溝通技能指的是有效與他人溝通的能力。伴隨著不佳的「網路中介人際溝通效能」，則是「電腦中介的溝通恐懼」（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指的是在使用傳播數位科技與人溝通時感到焦慮（anxiety）與恐懼（fear）（Wrench & Punyanunt-Carter, 2007），而電腦中介溝通的恐懼也會影響到人們的傳播通訊科技的使用意圖。究竟台灣民眾的網路中介溝通效能或溝通恐懼多高，哪些特質的民眾效能不足？除了人格特質與價值與數位溝通恐懼相關，是否社經變數也是造成數位社交落差的原因？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議題。
(2) 數位公民與數位不文明行為（Digital citizenry/uncivil behaviors）
作為一個數位公民究竟應該要有怎樣的數位公民素養是一個新興但未被充分重視的議題。數位公民素養（digital citizenship），指的是在網路上從事負責的行為，並對於網路上的多元言論表達尊重（Jones & Mitchell, 2016）。與負責行為相反的不負責行為，包括網路霸凌與情慾短訊（sexting）等問題網路行為（Jones & Mitchell, 2016）受到學者關注。而與尊重行為相反的不尊重行為近年也越加嚴重，包括網路上的謾罵式（flaming）或嘲諷式（trolling）的留言（Cho & Kwon, 2015）也吸引了學者的研究目光，前者指的是惡意激怒對方的褻瀆言論，而後者指的是以嘲諷刺傷他人為樂的言論。除了負責言論與尊重言論外，Jones和Mitchell（2016）還進一步提出網路公民素養應該要包括：遇到網路不公不義的行為，人們是否能仗義執言，例如請他人停止不文明行為或尋求他人協助制止等。Jones和Mitchell（2016）認為做為一個負責的數位公民，除了遇到不文明行為仗義執言拔刀相助外，還應該主動透過網路資源，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尊重，以盡公民的責任。Bhandari等（2021）也進一步探討在哪些情境下，人們會仗義執言。究竟台灣民眾在數位環境裡，是否仍展現台灣人的人情味？抑或基於數位環境的匿名性，容易跟風他人的不文明行為，而展現較低的公民的正義意識？數位正義感如何形成？這些議題目前都待學者探索。
3. 數位自我形象管理
(1) 數位自我揭露（Digital self-disclosure）與自我展演（Digital self-presentations）
數位自我揭露（digital self-disclosure）與自我展演（digital self-presentations）經常被當作類似的概念。亦即人們選擇要揭露何種訊息、不揭露何者訊息的同時，就是一種已選擇性的自我展演（Kim & Dindia, 2011），數位自我揭露是指人們揭露與自己相關的資訊。自我揭露有深度（願意揭露的私密程度）與廣度（願意揭露的資訊多廣）之差異，還有正負價（valence）的差別，例如有人報喜不報憂（Kim & Dindia, 2011），也有人會分享苦惱（distress）（Zhao et al., 2021）。自我揭露的策略也各有不同（Zillich & Riesmeyer, 2021）。而網路上的自我揭露有時未必理性，而是盲從或情境使然（Paluckaitė & Žardeckaitė-Matulaitienė, 2021）。同時也有學者比較網路互動與真實世界人際互動，瞭解在兩種情境下自我揭露內涵是否有差異（Joinson, 2001）。而人們既存差異是否會影響其願意自我揭露的程度，也是經常被研究的主題；這些既存差異包括性別、人格特質（包括內外向、社會焦慮高低）等（Desjarlais et al., 2015）。過去研究也發現自我揭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受人喜愛（Kashian et al., 2017），因此自我揭露與人們的受歡迎程度可能也有關係。究竟什麼決定人們在網路上自我揭露訊息的深度、廣度與正負價？人們在網路上自我揭露的效能感？自我揭露時，人們的自我監控程度高低？自我揭露與人們的受歡迎程度是否也有關係？怎樣類型的自我揭露會讓接收者覺得不適當？怎樣的人比較會因為自我揭露而受惠？在此脈絡下，仍有不少研究議題待探索。
(2) 自我展演偽裝（Digital deception in self-presentation）
欺騙（deception）指的是明知是假，還刻意誤導他人（“deliberately inducing in another a belief the deceiver knows is false”）；當人際間的欺騙經由網路中介發生，就稱之為數位欺騙（digital deception）（Dunbar & Jensen, 2011）。欺騙或偽裝在網路世界更容易發生，主要因為網路上的人際互動，缺乏實體的線索，讓欺騙與偽裝變得更為容易，因此網路關係的真實性也經常被質疑。在網路世界的欺騙與偽裝可以有不同形式，有時只是美化自我展演的手法（包括用誤導的照片或使用者名稱），有時是透過多重身份使用同一平台，扮演不同角色。即使使用同一個社群媒體的平台，使用不同功能其偽裝程度也可能不同（Kreling et al., 2022）。而人們扮演不同角色有可能只是為了逃離單一角色的壓力，但也有可能是有意圖的全新身份偽裝。與真實世界相同，人際間的欺騙動機也各有不同，可能包括為自己好（self-serving），例如自尊維繫、提升自我形象、隱私維護等（Anderson et al., 1999），或為他人好（other serving），例如基於禮貌或善意、不忍傷害別人感情等（Knapp, 2006），在數位世界也是一樣。但與真實世界不同，數位偽裝因為欠缺校驗線索，較不容易被揭穿或識破。在網路世界，人們經常在哪些平台進行網路偽裝？採用哪些偽裝手法或技巧？網路偽裝背後的個人動機與利他動機為何？自我展演偽裝會帶來正面效益還是負面影響？人們如何詮釋自己或他人的數位偽裝？是否採用雙重標準，認同自己的自我展演偽裝但撻伐他人的數位自我展演偽裝？
4. 數位社會互動
(1) 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
雖然在社群媒體上有機會藉由其他人的經驗與分享，拓展個人對於世界與周圍環境的理解，然而在接觸到別人分享的不同生活體驗時，也很容易產生社會比較。過去研究發現經常使用臉書的人自尊較低（Vogel et al., 2014）。Vogel 等人（2014）進一步探索短暫的接觸可能產生的影響，也發現當受測者看到他人分享呈現出優於自己的特質時（例：比較受歡迎、社會連結高），其自尊較低，而當他們看到他人分享呈現出低於自己的特質時，則有較高的自尊。然而人們在社群媒體上刻意分享的內容，通常是能提升其形象者，也因此會優於臉友平日的生活經驗。其他臉友反而可能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例如觀看社群媒體上關於健美身材的影像會降低人們對自己身體的滿意度（Chansiri et al., 2022）。因此也不難理解研究發現經常使用臉書的人自尊較低，同時會在瀏覽社群媒體時作自我向上比較（覺得自己較差）的使用者，其工作表現也較差（Huang & Fan, 2022），也有較高的社群媒體倦怠（social media fatigue）（Alfasi, 2022）。尤其那些想透過使用社群媒體來獲知別人對其的評價時，更容易因為臉書使用而有憂鬱症狀（Nesi & Prinstein, 2015）；同時這樣的現象在女性或較不受歡迎臉友身上更加明顯。不同的社群媒體其促發社會比較的可能性也不同，例如IG就比臉書更容易鼓勵社會比較（Choi, 2022），除了社群媒體外，交友軟體上的社會比較也會降低人們的幸福感（Her & Timmermans, 2021）。也有學者從愛比較性格切入，發現具備這樣性格者，更愛使用社群媒體（Vogel et al., 2015）。也有研究發現，對於愛比較傾向者，IG使用會令其更為寂寞，但對於不愛比較的人來說，則不會有此現象（Yang, 2016）。過去研究顯示社會比較的負面影響，然而社會比較未必有負面的意涵。社會比較也有可能啟發人心，例如，看到別人減法過日子，也可能讓自己覺得被啟發，想要跟進。看到別人非常忙碌但仍能擔任義工，也可能因而感到被賦權，熱血因而沸騰。因此社會比較的正面效益與負面可能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2) 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Permanently online and permanently connected）
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Permanently online and permanently connected）意指人們因為手機所帶來的溝通環境而與智慧型手機形成親密連結（the close and inten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mart phone and its communication ecology to which it grants permanent access）以及在這樣的基礎下所形成與其他人永遠連結的期待（the communication-related expectations that are brought forth with one’s own and others’ permanent connectedness）（Vorder et al., 2018）。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讓人們處在高度警覺狀態（vigilance）（Schneider et al., 2018），而此狀態在無形中改變人們對於溝通的期待；例如在此狀態下，人們期待能隨時接觸到其他人，能即時與所屬群體溝通，但也感知到自己無時無刻不再被網絡中的他人所觀察（Klimmt et al., 2018）。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可以幫助關係的維繫（Utz, 2018），並帶來與所屬團體的依附感（Knop-Huelss et al., 2018），同時對於親密關係的維持也是大有助益（Rieger, 2018），可以增進其幸福感（Taylor & Bazarova, 2021）。然伴隨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而來的，可能還有一些並非正面的副作用，包括浮躁（impulsive）（van Koningsbruggen et al., 2018）或成癮（Klimmt & Brand, 2018）等。同時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也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狀態，需要高度警戒，才能有效應對（Hefner, Knop & Klimmt, 2018），但隨時對線上活動保持高度警戒也可能造成壓力（Freytag et al., 2021）。究竟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會帶來哪些正面與負面的經驗？面對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有哪些挑戰？人們如何因應這些挑戰？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與心理健康的關係？永久在線與永久連結是否反而分散了注意力，而影響到日常生活的體驗？許多議題尚待學者探索。
5. 其他子題
歡迎學者提出任何與「傳播與人際–人際社交與自我展演」的相關子題
三、 網路調查之新增題組提案申請計畫書格式與評選原則
請見連結：reurl.cc/yklGAy
四、 新增題組申請時程與流程
有興趣參與【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本次「2023年Panel網路調查」的學者，請於民國112年5月2日（二）以前，提出10題以下之問卷題項及兩頁（含）以上、十頁（含）以下的提案申請書，並以E-mail方式寄至傳播調查資料庫信箱（crctaiwan@gmail.com）或專任助理郭子靖信箱（kuotzuchingw@gmail.com）。
本計畫將於民國112年5月26日（五）通知入選的題組，入選題組的申請人將自動成為「【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23年Panel網路調查」的「問卷發展委員會」之既定委員，需參與至少兩次問卷設計會議，以協助問卷之修訂與決議，此外，參與者將擁有第一年使用該題組進行論文發表的優先權。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chingchingchang@gate.sinica.edu.tw）。計畫詳情請參考本計畫所屬網站的最新消息公告：【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網址crctaiwan.dcat.nycu.edu.tw/index.asp。
五、 資料釋出時程
「2023年Panel網路調查」資料蒐集時間預計為2023年7至9月，完成後將於後年（2024年7月中旬）公開釋出資料，若欲收到資料釋出的相關訊息，也可登入【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網站，加入會員，屆時將以電子報形式通知。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計畫主持人 張卿卿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共同主持人 陶振超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專任助理：郭子靖、葉心妤、張馨勻
聯絡電話：(02)27821693#238或 (02)2789-8166
聯絡地址：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A20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