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調查資料庫展集第十八期 假訊息防衛戰：為什麼有人冷處理，有人起而行？
資料庫背景與本期簡介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展集收錄了使用該資料庫（或該資料庫前身：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大眾傳播組）所發表的期刊論文，規劃此展集目的是為了讓讀者有系統地了解如何應用傳播資料庫資料研究不同的傳播行為，並建構相關理論，藉以推廣傳播資料庫的使用。
本次展集主題鎖定「假訊息的感知與因應行動」，共收錄Chang（2021：Fake news: Audience perceptions and concerted coping strategies）（使用2019年的調查結果）、Oktavianus, J., & Meng, X.（2024：From news websites to social media: Unpacking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channels on presumed influence and responses to misinformation.）（使用2021年的調查結果）、施琮仁（2023：從素養到行動：探討「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與查證分享行為的關係）（使用2020年的調查結果）、Yu（2025：Divides in News Verification: Antecedent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of News Verification by Age.）（使用2019、2021年的調查結果）等四篇文章。
本期內容介紹
林怡瑩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Broda & Strömbäck（2024）檢視2010 年至 2021年間發表的 1261 篇關於錯、假訊息的學術論文【註1】，發現「偵測與特徵」（dete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以及「盛行與傳播（prevalence and dissemination）」是數量最多的兩大主題【註2】，超過半數的研究致力於識別錯假訊息的特徵或追蹤其在網絡上的擴散路徑，探討「人們如何應對假訊息」（包含訊息處理、更正行為）的探討則相對較少。
本期四篇研究論文從「威脅感知」、「能力」這兩個面向切入，探討人們如何應對假訊息，聚焦在兩個關鍵提問：「如何增加人們對抗假訊息的動機或行動？」「如何培養進階的查核能力？」並檢視媒體與社群在對抗假訊息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越有威脅感、行動越積極
傳播研究的傳統中，威脅因應的觀點關注「風險或威脅如何驅使人們行動。」根據這一脈的理論觀點，人們會先評估威脅的嚴重程度，再思索要如何因應。Chang（2021）從這個理論視角出發，她的研究發現，無論是過去曾遇到假訊息的親身經驗，還是從媒體上得到的印象（包含主動尋求與不經意地接觸到線上政治相關訊息），都會增加閱聽人對於假訊息盛行度（即普遍性，prevalence）、嚴重性（severity）、易受度（susceptibility）的感知。對於假新聞的普遍性、嚴重性越有感、越認為自己有可能受害的閱聽人，越傾向採取主動因應的策略，尋求資源來驗證真假並轉發更正訊息。相反地，不覺得假訊息很氾濫、很嚴重的閱聽人則傾向被動因應—甚麼都不做或僅止於自我防禦（迴避）。
整合「查核與更正」的因應策略：四種模式
過往多數研究都僅單獨探討查核或更正行動，Chang（2021）認為假訊息的查核與更正如同醫療行為的診斷與治療，是相應而生的，應該將這兩種行動視為一個協同的整體來進行分析。透過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她找到四種因應模式：採取被動策略的無作為者、迴避者，以及採取主動策略的親友守護者與正義之士【註3】。無所作為者最消極，不會採取任何行動。迴避者會採取最低程度的自我保護，隔疑的訊息與發佈者（不信、不看、不再相信訊息發佈者）。
採取主動策略的閱聽人與社群的互賴關係較深；在查證階段，除了使用自己的推理能力之外，主動因應者還會往外尋求人際或社群的資源支持，包含外部人際查證（例如與親友討論、瀏覽某則訊息下方關於網友對其真實性評估的留言）與外部機構查核（例如拜訪事實查核機構網站、查找新聞等）。更正階段則是在人際網絡中指出錯誤或轉傳闢謠文，防止社群成員受騙。Chang（2021）的研究發現，這一批主動因應者因為個人「社群歸屬感」的不同，展現出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親友守護者」平時會透過多種通訊媒體與其親友圈（強連結【註4】，如親友、互動頻繁的社交圈）維持頻繁互動，在假訊息的應對上，他們與親友互相依賴。「正義之士」的守備範圍更大，他們具有很強的線上社群感（a sense of online community）【註5】，想守護的人更多，因而願意投入更多的公民參與（Albanesi et al., 2007），盡力把關、闢謠。
Chang（2021）的研究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模型，探討媒體使用如何影響閱聽人的假訊息感知，感知又如何驅動「查核—>更正」這個整合性的因應行動。對於假訊息的威脅越有感覺的人，越會採取主動策略來因應。Oktavianus & Meng（2024）則發現，「覺得假訊息氾濫」、「覺得他人會受害」中介了媒體使用對於假訊息因應行動的影響，並進一步檢視不同媒體的效果差異。
社群保衛戰：媒體環境大不同
Oktavianus & Meng（2024）在威脅因應的理論框架之下，結合「預設影響之影響」（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IPI）模型，擴充了「社群保護動機」的解釋力。IPI模型假設，當個人感知到媒體訊息對他人有影響時，會根據這種感知來調整自己的態度或行為（Gunther & Storey, 2003）。當年輕人看到某則假訊息讓很多人受騙的新聞時，會擔心自己的親友也受害，趕緊轉貼闢謠訊息作提醒。
Oktavianus & Meng的研究發現，不同型態的媒體會引發不同的感知：透過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來獲得政治相關訊息的行為，會提高閱聽人認為假訊息很氾濫的感知（perceived prevalence）。這種感知讓人們認為假訊息會對廣大的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這種「預設影響」成為一種動力，驅動人們採取積極的因應行為，例如分享訊息前先查證、轉傳闢謠訊息等。相反地，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則會降低假訊息很氾濫的感知，因為會透過即時通訊軟體聯繫的對象多數是「強連結」，基於信任感，閱聽人不傾向認為這些熟人轉傳的訊息有誤，因而降低了假訊息氾濫的感知，進一步減少了因應行為。
承上可知，封閉性的強連結網絡（例如LINE、messenger等即時通訊軟體）極容易成為假訊息的集散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見到長者無意間轉傳了錯誤資訊，但也有長者很積極地學習如何查證、闢謠。同樣都是關心親友的長者，行動的差異源於何處？施琮仁、Yu的研究從「能力」的面向切入，探討對抗假訊息的功力如何養成。
「公民線上推理能力」：養成與效益
施琮仁（2023）向媒體素養教育取經，在威脅因應（threat coping）的反應路徑中加入「能力」因素；他的研究發現，推理能力是關鍵；特定媒體習慣（接觸網路新聞、網路名人）與橋接型社會資本，透過「公民線上推理能力」（Civic Online Reasoning, COR）與威脅感知的中介，有助於增加查核的行為。
過往研究發現，多數閱聽人傾向使用捷思法（heuristics）去判斷訊息真偽，很少進行媒體素養教育所強調的檢核動作（Coiro et al., 2015; 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 2016）。McGrew et al. （2018）提出「公民線上推理能力」的概念，涵蓋搜尋（search）、評估（evaluate）及驗證（verify）等三大能力。針對可疑的訊息，閱聽人應該去檢視消息來源的權威性及其代表的利益、論述背後的證據是否合理，並透過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即離開原網站，另行搜尋其他來源對該資訊的評估）來進行交叉驗證。「公民線上推理能力」強調的是對訊息品質的多方評估（如來源權威性、證據力），必須整合內在思考推理與外部資源查找的兩種能力。
施琮仁（2023）的研究發現，「接觸網路新聞、追蹤網路名人」這兩種媒體使用習慣有助於「公民線上推理能力」的養成，但透過臉書接收新聞的習慣卻無此效果【註6】。過往研究發現，新聞有助於觸發人的分析式思考路徑 （Eveland, 2001; Ho & Chuah, 2022）；網路名人（意見領袖）發揮影響力的機制則有待更多研究投入探討。在訊息爆量的時代，閱聽人依賴意見領袖來過濾、評估、推薦訊息的需求倍增；研究發現意見領袖較常進行事實查核，也比較不會固著於同溫層，會去接觸多元的觀點（Dubois et al., 2020）。此外，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也為行動者拓展了資訊的多元性【註7】。橋接型社會資本是一種「弱連結」（weak ties），意指與不同背景、情感連結較薄弱的人際互動。接觸到鑲嵌在弱連結中的多元觀點或立場的訊息，有助於啟動分析式思考，也在人們進行交叉驗證時提供了可取用的認知資源。
施琮仁的研究揭示了一條資源涵養能力、能力增加實踐（行動）的路徑：特定的媒體接觸和人際網絡結構，有助於培養資訊評估技能（「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而此技能又透過威脅感知轉化為實際的公民守門行動（分享前先查證的行為）。同樣聚焦於「能力」，Yu針對養成進階查核能力的各領域資源進行全面性的盤點，並探討進階查核行動進一步涵養了哪一種公民實踐。
進階查核者的資源工具箱
Yu（2025）以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理論關照來提問：為什麼某些人的查核能力比較好？數位落差關注數位工具使用方式與技能的差異（Helsper 2012; Ragnedda et al., 2022），若將對抗假訊息的能力分為基礎、進階兩個層級，基礎查核者（約佔 63%）傾向內求（自行判斷），進階查核者（約佔 37%）會進一步往外尋求資源，例如搜尋新聞、事實查核報告等。Yu盤點了文化、社會、經濟、科技等四大領域的資源，發現閱聽人本身所擁有的文化、科技資源對於查核能力的提升有助益，過往被認為是關鍵的經濟資源（SES社經地位），影響並不顯著。在文化資源方面，頻繁接觸社群媒體上的政治內容以及曾遭遇過假新聞者，採取進階查核行為的可能性較高，傳統新聞（報紙、電視）的使用頻率則無顯著影響，顯示透過特定場域的實踐（例如在社群媒體上發現假訊息）所建立起的文化能力與敏感度，比傳統媒體的使用習慣更具影響力。在科技資源方面，網路使用方式越多元，進行進階查核的機率越高（增加 50%）。一位頻繁使用email、雲端硬碟、搜尋引擎、看影片、看直播、社群網站等多樣化服務的閱聽人，其累積的數位技能會比只使用網路來收發email的閱聽人更豐富，有助於轉化為進階的查核能力。
年齡不是問題：媒體、情境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高齡或熟齡者的查核能力未必比年輕人差，顯示年齡不是決定查核能力高低的關鍵因素，但年齡（生命歷程階段）與數位工具使用情境的交互作用對於查核行動的確是有所影響的。40 歲以上的族群若過度依賴手機（小螢幕）上網，會顯著降低進階查核的可能性；反之，保留較多電腦使用（大螢幕、非破碎化使用）機會的中高齡者較可能進行進階的查核。年輕族群中，未婚者比較可能進行進階查核；在年長族群中反而是已婚者表現較佳，可能的原因為：年輕已婚者受限於家庭與工作時間壓力沒太多額外時間，已婚長者較有餘裕且能從子女處獲得數位協助。總結而言，年齡不是查核功力深淺的關鍵，時間餘裕、人際（社群）資源、媒介載體的選擇（以及其交互作用）才是在背後發揮影響力的因素。
除了盤點涵養能力的資源，Yu也進一步探究「查核能力」的發展為行動者本身帶來甚麼變化，她分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9、2021年的panel data後發現，在2019年受訪時有較多進階新聞查核行為的閱聽人，兩年後的線上政治表達（例如在網路上發布或分享有關政治與公共事務的內容）多於基礎查核者。這個正向關係並未因為年齡落差而產生顯著差異。無論是年輕人還是長者，只要保有進階查核的習慣，都有助於增加政治表達的頻率。Yu（2025）認為進階查核行動能讓人得到更高的資訊控制權與自主性，這種過程具有賦權（empowerment）的效果，讓行動者更有自信與動機去參與公共事務。
後事實時代的團體戰：媒體能供性與社群協作
上述四篇研究細緻地捕捉了不同的媒體平台（環境）、與媒體使用交織的人際網絡（強弱連結）如何影響不同特質的閱聽人感知與應對假新聞的能力。關於「如何讓人起而行」的問題，Chang（2021）的研究發現，對假訊息的普遍程度、嚴重程度、自己易受害程度越有感知的人，越會主動因應；社群認同範圍較廣大者，其因應行為最積極。Oktavianus & Meng則發現媒體經驗造成的影響因能供性而異：使用社群平台會提高人們對於假訊息氾濫的感知，並擔心他人會受到影響，因而增加查核或更正行動；另方面，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反而會降低假訊息的威脅感，削減了查核或更正行動。關於「如何精進能力」的問題，施琮仁驗證了「公民線上推理能力」對查核行動的提升效果，並發現「接觸網路新聞、網路名人、橋接型社會資本」有助於提升「公民線上推理能力」。Yu驗證了年齡不是查核力高低的關鍵，社群媒體使用與多樣化的網路使用才是關鍵，多元接觸可擴大經驗與能力的廣度。
隨著ChatGPT等大型語言模型與DALL-E、Midjourney等生成式AI工具進入日常生活的資訊獲取與傳播內容產製環節，真假難辨的深偽 （deepfake）影像、挾帶AI幻覺（看似非常合理但夾雜部分錯誤）的文字論述、透過演算法及機器帳號海量散佈在社群媒體上的情緒性發言……成為每個閱聽人接收訊息時的各種日常。謹慎判斷真假不僅有賴個人線上推理能力的持續深化，亦須倚賴社群成員的相互把關與協作，無論是較緊密的親友圈，或是包容多元觀點的線上社群，都是在自我賦權、提升素養的過程中的重要角色。
【註1】包含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惡意的假訊息（disinformation）以及假新聞。在各領域中，傳播學（30.1%）和計算機科學（18.6%）領域合計貢獻了近半數的研究產出。
【註2】合計數量超過50%。「偵測與特徵」研究主要依賴資訊科學領域的方法，致力於開發新工具來識別假訊息的語言特徵或形式屬性；盛行與傳播研究的重點則在於追蹤特定話題（如疫苗、政治）或特定媒體管道上的訊息擴散模式，例如，Covid-19的陰謀論如何在高度同質化的臉書社團中擴散。
【註3】無所作為者與迴避者分別佔曾遇過假新聞者的17.64%、34.60%，親友保護者佔36.85%、正義之士佔10.90%。
【註4】由Granovetter在1973年提出，強連結的特徵包括：互動時間多、情感強度高、親密（例如彼此信任、分享私密想法）程度高、以及互惠行動（互相幫忙或服務）頻繁。
【註5】社群感是一種主動投入且負責任的歸屬感（Quan-Haase et al. 2002）。
【註6】施琮仁（2023）認為這可能與「新聞會找上門（News Finds Me Perception，NFMP）」的認知（DeVito, 2017; Diehl & Lee, 2022），以及「同溫層效應」有關，這兩者都不利於推理分析能力的啟動。「新聞會找上門」的認知讓臉書使用者認為自己無需刻意搜尋即可獲得所需的資訊，因此在處理訊息時不會啟動審慎思考模式，無助於提升推理能力。「同溫層效應」牽涉到演算法與動機推理機制，當演算法持續推播與自身立場相近的訊息時，容易產生過濾氣泡，逐漸隔絕多元或歧異觀點；閱聽人遇到自己在意或關心的議題時，容易啟動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Kunda，1990），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去理解事情，忽略了應該要先查證再轉發。
【註7】相對於橋接型社會資本，契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指的是同質性高、關係緊密的人際網絡，類似於Granovetter（1973）強連結的概念（Putnam，2000）。
本期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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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展集所收錄文章摘要與下載
施琮仁（2023）。〈從素養到行動：探討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與查證分享行為的關係〉，《資訊社會研究》，5，51-89。
近來學者們開始推廣「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試圖透過提升人們評估網路訊息的技巧，減少不實訊息的傳播。然而，相關研究主要檢視工作坊在培養該能力上的角色，並未關注其他的養成管道（例如媒體與人際網絡結構），也未探索可此能力是否具有效用，本研究彌補此一研究缺口。本研究運用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四次調查資料，探討公民線上推理能力形成的因素，以及和查證分享行為之間的關係。反事實分析結果發現，公民線上推理能力和查證分享行為有正面關係，而結構方程模型結果亦指出公民線上推理能力能透過不實訊息影響感知產生間接效果。此外，較常觀看網路新聞、接觸網路名人，以及橋接型社會資本較多的民眾，公民線上推理能力也較高。
Chang, C. (2021). Fake news: Audience perceptions and concerted coping strategies. Digital Journalism, 9(5), 636-659.
People’s threat perceptions inform their coping strategies. However, no prior research explicitly addresses threat perceptions of fake news or how people cope with it. To address this pertinent research gap, the current article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perceive and cope with the threat of fake news. The framework supports three research objectives. First, this study identifies triggers (i.e.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and experience accessibility) of threat perceptions (i.e. prevalence, severity, and susceptibility) in relation to fake news. Second, it aims to specify how people cope, once a threat perception is triggered, by exploring their acts of authentication and acts of correction, which represent concerted coping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fake news. With these two behaviours as input,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classifies audiences according to the concerted coping strategies they adopt. Third, this study explores why people adopt unique patterns for their concerted coping styles. With a survey of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Taiwan, the authors test and confirm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ktavianus, J., & Meng, X. (2024). From news websites to social media: Unpacking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channels on presumed influence and responses to mis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ociety, 78, 102658.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s that drive online users to engage in information authentication and social correction, which are critical for countering misinformation.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perceived prevalence and presumed influence of misinformation affect the intention to verify and correct misinformation, and how the use of different online platforms (i.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video platforms, 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s, and news websites) for political news shapes these perceptions. This research draws on survey data from 2,589 respondents in Taiwa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prevalence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resumed influence,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uthentications and corrections. Moreover, usi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video platforms for political new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rceived prevalence, whereas 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s have a negative association.
Yu, R. P. (2025). Divides in News Verification: Antecedent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of News Verification by Age. Digital Journalism, 13(8), 1399-1419.
News verific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practice to combat fake news, but relatively little work has explored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news verification outside of experimental settings. This study uses two-wave panel survey data from Taiwan to address this gap.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ccess to cultural,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largely determines individuals’ likelihood of undertaking advanced news verification that involves cross-checking with external sources. Some but not all verification divides vary by age, providing partial support for the perception that news verification gaps are more salient among older adults.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news verification: people who engage in advanced verifi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express themselves politically than those who only undertake basic verification involving self-judgment. These resul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fake news engagement across age 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