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調查資料庫展集第十期：健康風險傳播：善用電視管道，驅動分享行為
資料庫背景與本期簡介
傳播調查資料庫展集收錄了使用該資料庫（或該資料庫前身：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大眾傳播組）所發表的期刊論文，規劃此展集目的是為了讓讀者有系統地了解如何應用傳播資料庫資料研究不同的傳播行為，並建構相關理論，藉以推廣傳播資料庫的使用。
本次展集主題鎖定「健康風險傳播：善用電視管道，驅動分享行為」，共收錄鄧詠竹、曾子容、 詹大千（2018；健康資訊傳播對民眾空氣汙染風險認知的影響）：林宗弘（2019；數位貧窮與天災風險資訊來源:：來自臺灣傳播調查的證據）；俞蘋（2019；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風險認知與感知、資訊分享管道與預防措施間的模型建構）；徐美苓（2019；風險感知、價值觀、議題傳播及空污防制行為意向）等四篇文章。
本期內容介紹
吳淑鈴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Communication is at the heart of public health. Practitioners understand intuitively the role that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plays in achieving results in public health –… when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give timely advice to a community at risk …”－Wallace J. et al., WHO.
世界衛生組織（WHO）2008年即直指溝通／傳播是公共健康的核心，特別在遭遇疾病或災難威脅的危難時刻，及時傳播對於降低生命、財產、安全等損害的作用顯得格外重要。健康傳播中，一個良好的溝通歷程在於提升接收者的認知（cognitive）注意、改變態度（attitude），及促成行動（behavior），甚至藉由賦權（empowerment）擴大健康傳播的效果。本期展集在此基礎上，針對兩種情境探討，一是健康風險傳播中的預防宣導，以空污為例；另一個為突發性的風險傳播，以食安及災難事件說明。
無論是空氣污染的防治，或是食品資訊的傳播、天然災害的預防警示，傳播者都希望有效地將此重要資訊傳達給所有民眾；本次展集亦透過健康風險領域的不同層面，探討健康風險訊息如何在溝通過程中盡可能地擴及最多數的人群。在預防宣導情境中，學者主要關注於探討認知、態度、行動轉變的歷程；鄧詠竹、曾子容、詹大千（2018）探索影響一個人接收資訊的意願及形成認知的原因；徐美苓（2019）研究認知、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並將焦點放在探討個人防治空污的未來行動意向。
在突發事件的風險情境中，俞蘋（2019）和林宗弘（2019）同時探討傳播管道在傳播過程可發揮的效用；俞蘋另指出以不同的傳播管道獲取食安資訊會形成不同的風險感知，並提出「分享行為」是轉化為行動力的重要關鍵。林宗弘主要關注接收者獲取資訊的能力，闡述「電視」是脆弱人群與數位貧窮群體的主要天災資訊來源，且年齡、教育程度、城鄉差距皆在數位落差上呈現明顯差距。
影響「形成健康認知」的原因
廣袤無垠的空氣是維繫生命不可或缺的要素，當空氣不斷遭受有毒物質混濁，政府或環保團體須透過有效的傳播方式和管道，才能提高人民的防治意識並促成實際行動力。根據行政院環保署〈中華民國空氣品質監測報告107年年報〉，臺灣107年的「空氣品質指標(AQI)」，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的「橘色到紫爆區（註1）」占15.22%，亦即被稱為「浮塵之島」的臺灣，在107年就有56天對民眾的生命安危造成直接威脅。
一個人為了健康可以不吃加工食品、不喝酒、不抽菸，卻不可能不呼吸；這項攸關全民健康的切身議題，衛生單位、環保團體等有關組織若希望提升民眾對空污的重視及預防意識，應先努力克服影響民眾接收意願及形成認知歷程的阻礙因素，才能有效地傳達健康風險訊息。鄧詠竹、曾子容、詹大千（2018）在〈健康資訊傳播對民眾空氣污染風險認知的影響〉一文中，以「健康信念模式理論」的角度，從認知面的「自覺罹患性」和「自覺嚴重性」衡量民眾對空污的風險認知，並探究民眾在評估自身對資訊的傳播方式、對資訊來源的信賴度等行動利益後，對其「意向」及「行為」的改變。
研究結果指出，「資訊的傳播方式」、「資訊來源的信賴度」，及「個人因素（本身的健康狀態、快樂程度、地區差異、教育程度）」與民眾對空污的風險認知程度之間都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中「資訊來源的信賴度」方面，超過92%以上的民眾對政府健康相關部門、醫療院所、藥局等醫療單位及人員所提供的資訊具有較高的信任度；說明傳播者需要與前述專業人員或組織合作，並針對個人、地區差異等設計可信任的資訊內容，同時採用確實及有效率的傳播方式和管道（如研究指出有72.35%的民眾最常透過電視蒐尋空污資訊），才可能讓民眾意識到空污問題的嚴重性和威脅，進而形成重要的健康風險認知。
啟動「未來意願及行動力」的先遣因素
行動是將想法、態度化為具體果實的關鍵。從事健康傳播時，須搭建可信賴、有效的溝通管道，傳達確實清楚的訊息，促成民眾認知、態度改變，並達到實踐行動力的最終目的。與前篇同樣研究空污問題，徐美苓（2019）的〈風險感知、價值觀、議題傳播及空污防制行為意向〉探討如何促成「接收者的行動力」，以增加健康傳播效果；該篇文章除了分析認知、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著眼於未來行動意向。
研究者在認知面以「健康信念模式」的自覺罹患性、自覺嚴重性綜合衡量個人對空污的「威脅感知」；態度面關注民眾對空污的關切程度；價值觀方面則釐清民眾是基於利他／超越自我價值觀，還是利己價值觀；行為面向方面，作者站在人際溝通、媒體自我效能及管道信念的觀點上，以民眾主動蒐集資訊和分享程度來衡量個人的主動傳播程度。結果顯示，基於利他或超越自我價值觀，同時威脅感知高、關切程度高，以及主動傳播程度較高者，愈會採取空污防制行為。徐美苓的研究指出了主動傳播的重要性，研究結果也發現這項因素與空污防治行為具有正向關聯；但實際上將這項因素轉化成行動力的運作根由仍存有迷霧空間。
「分享行為」是實踐行動力的轉化關鍵
俞蘋（2019）在〈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風險認知與感知、資訊分享管道與預防措施間的模型建構〉研究民眾接收資訊的認知面向時，援引「健康理論模型」中的易感性認知（又稱自覺罹患性）及嚴重性感知（又稱自覺嚴重性），指出「食安資訊分享行為」是轉化食安資訊接收、食安風險認知與感知為「食安預防措施行動」的重要關鍵。從認知、感知層面進展到預防行為的過程中，易感性認知、嚴重性感知對風險預防行為的影響可能是間接的；代表在風險認知之外，還必須加上其他條件，才可能直接促成民眾採取實際的預防行動。針對此點，研究者以「人際傳播理論」的角度，探討「資訊分享行為」對於分享者自身採取風險預防行動的影響；結果發現，嚴重性感知使民眾進行「食安資訊分享行為」，並引導至最後的風險預防行動。
研究者也結合「健康理論」及「傳播中介模型」兩項觀點，關注不同傳播管道的影響差異。研究指出，民眾透過不同的傳播管道獲取食安資訊，會對他們形成不同的風險感知；經由「電視」接收食安資訊，會增加對食安風險的易感性認知和嚴重性感知；但透過「網路」接收食安資訊，則與前述的認知及感知無顯著直接關係。
綜上所述，民眾從「電視」接收食安資訊會增加「嚴重性感知」，此感知會影響民眾去從事「食安資訊分享行為」，最後才得以促成風險預防行動。整體觀之，俞蘋的研究指出，促成一個人採行或提升「食安風險預防行動」的情境有兩種：1、具有嚴重性感知，同時有線下食安資訊分享行為；2、透過電視或網路獲取食安資訊，同時有線下、線上的分享食安資訊行為。依此得知，個人接收健康資訊賦權或形成嚴重性感知後，需同時採取主動的食安資訊分享行為，才可能實踐健康傳播最終的促成行動力及預防等目的。
數位落差，應克服的健康傳播障礙
政府衛生健康部門或救災單位在提供一項需要全民皆知的健康訊息或災害警示時，社會裡常常有些人在形成認知之前，卻被排除在「全民」之外。為了使訊息廣及最大多數的民眾，傳播者的重要課題，便是探尋那些在訊息溝通中被排除在外的族群並積極加以克服。林宗弘（2019）的〈數位貧窮與天災風險資訊來源：來自臺灣傳播調查的證據〉以風險溝通觀點探討傳播行為、風險資訊取得與實際救災經驗等；該研究把「風險認知」設定為控制變項，將接收者分為「天災脆弱」與「數位貧窮」兩類，探討這兩種群體特質對於「取得風險資訊能力或尋求行為」的影響。
結果顯示，「天災脆弱」與「數位貧窮」這兩個群體都有能力藉由「電視」獲取風險資訊以滿足需求。但網路方面，天災脆弱性群體在「數位貧窮」的中介下，減損了該群體透過網路獲取風險資訊的能力和尋求行為；表示數位貧窮限制了天災脆弱群體的上網能力，使他們只能更依賴電視媒體取得天災急難訊息。由於數位貧窮確實限制了網路的風險資訊傳播效果，政府除了須積極協助建設數位相關設施，目前在從事救災或警示工作時，仍需大量使用電視管道提醒並保障天災脆弱且數位貧窮的群體免於危難。
健康傳播應善用電視主力管道 透過賦權促成分享行為
上述四篇文章均透過不同層面凸顯了現今在臺灣的健康與風險傳播中，「電視」是傳遞訊息或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此外徐美苓的研究指出「個人的主動傳播程度」和空污防治行為之間為正向關聯；俞蘋研究亦顯示「食安資訊分享行為」是轉化「風險認知、嚴重感知」得以進一步啟動「食安風險預防行為」的要素；說明「主動分享／傳播」是賦權及促成實際行動力的關鍵。
本期討論的論文使用的均是「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五次調查計畫：風險與災害傳播」資料（N=2098）；四篇文章的研究者透過調查數據的豐富性及完整度，在研究中呈現出受訪者年齡、性別、地區差異等許多人口學變項的立體感；此外，健康及風險傳播領域中仍有很多值得探索之處，前述的調查計畫主題下設七個子題（註2），尚有許多健康及風險傳播的面向可加以探討，對此領域有興趣的人可繼續參考以下連結中的資料深入探究：（www.crctaiwan.nctu.edu.tw/AnnualSurvey_detail.asp）。
【註1】：依據下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指標（AQI）」的分類，橘色區域就會對敏感族群產生影響，而「紫爆」屬於「非常不健康」，對所有民眾都可能產生嚴重的影響。
空氣品質指標(AQI)定義：空氣品質指標為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臭氧(O3)、細懸浮微粒(PM2.5)、懸浮微粒(PM10)、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及二氧化氮(NO2)濃度等數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算出不同污染物之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品質指標值(AQI)。
【註2】：「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五次調查計畫：風險與災害傳播」資料的七個子題分別為：（1）健康自我控制與健康資訊接收、（2）傳播不平等與食品風險感知、（3）食品安全資訊接收與傳散、（4）空污風險感知與傳播行為、（5）傳播方式與空污認知與防護、（6）「個人網絡、風險與行動」、（7）災害風險感知的數位落差。相關資料請至以下網址參考下載：
參考文獻：
Wallace J., Bari S., Reinders L., Rainford J., Gamhewage G., & Fleck F. (2008, November 1). Health communication: a call for pap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6/7/08-055566/en/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9年3月）。〈中華民國空氣品質監測報告107年年報〉。取自https://www.epa.gov.tw/DisplayFile.aspx?FileID=9FDF33456FA1DB1F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9年4月19日）。〈空氣品質指標〉。取自https://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林宗弘（2019）。〈數位貧窮與天災風險資訊來源：來自臺灣傳播調查的證據〉，《新聞學研究》，138：131-162。
俞蘋（2019）。〈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 風險認知與感知、資訊分享管道 與預防措施間的模型建構〉，《新聞學研究》，138：75-130。
徐美苓（2019）。〈風險感知、價值觀、議題傳播及空污防制行為意向〉，《新聞學研究》，138：25-74。
鄧詠竹、曾子容、 詹大千（2018）。〈健康資訊傳播對民眾空氣汙染風險認知的影響〉，《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7(4)：435-452。
本期展集所收錄文章摘要與下載
健康資訊傳播對民眾空氣汙染風險認知的影響
鄧詠竹、曾子容、 詹大千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目標：室外空氣汙染物被證明會導致健康危害，如何透過健康資訊傳播有效提升民眾的風險認知非常重要。本研究探討民眾空氣污染的風險認知程度、對政府解決能力的信心，是否與資訊的傳播方式、資訊來源的信賴度、或本身的健康狀態等因素有關係。方法：資料使用2016年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一期第五次的調查結果，以邏輯斯迴歸進行統計分析，主要探討哪些個人因素、資訊傳播方式、資訊的信任程度、地區差異等會與民眾對空氣汙染的風險認知有關。結果：58.1%受訪者覺得空汙很可能影響自己的健康，而對於政府改善空汙狀況的信心很低（36.7%）。民眾居住地區、教育程度、個人健康狀態或快樂程度、資訊蒐集的管道、資訊的信賴程度等都對於空氣污染的風險認知或政府處理空汙能力的信心上產生顯著的影響。結論：針對不同地區、特定族群提升電視與網路所提供健康訊息的信賴感及提升對政府處理空污問題的信心，並加強男性、單身、中老年族群對於空污的風險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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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貧窮與天災風險資訊來源:：來自臺灣傳播調查的證據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以網路科技協助民眾獲得天災風險資訊是熱門學術與實務議題，然而很少研究考慮數位貧窮對民眾天災資訊取得能力的影響。本文認為數位貧窮限制天災脆弱群體上網的風險資訊取得能力，使其更依賴傳統媒體電視來取得颱洪資訊。2016年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TCS）分析顯示天災脆弱群體屬於數位貧窮群體，反之亦然，難以上網而更依賴電視取得颱洪風險資訊，社經地位高者較少受災且更常從網路獲得颱洪風險資訊。災難管理政策應留意數位貧窮造成的風險資訊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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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風險認知與感知、資訊分享管道與預防措施間的模型建構
俞蘋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結合健康與傳播理論觀點，利用傳播調查資料庫2016年所蒐集的面訪資料探索食品安全資訊接收管道、食品安全風險認知與感知、食品安全資訊分享管道，與食品安全預防措施間的結構關係。研究發現，由電視接收食安資訊增加食安風險的易感性認知與嚴重性感知，但由網路接收食安資訊與風險感知、認知無顯著直接關係；食安風險嚴重性感知會透過線下食安資訊分享，提高採取預防措施的數量。此外，由電視、網路接收食安資訊，分別增加線下、線上食安資訊分享，進而提高個人採取食安預防措施數量。這些結果顯示，由不同管道獲得食安資訊可能造成食安風險應對差異，而食安資訊分享是轉化食安資訊接收、食安風險認知與感知為食安風險預防行為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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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感知、價值觀、議題傳播及空污防制行為意向
徐美苓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特聘教授
本研究超越過往多從描述性或個人健康防護角度以分析空污防制感知或態度，而是將價值觀與個人健康信念前導因素結合，納入主動傳播要素，試圖建構一更為貼切觀察民眾防制意向及其影響因素的架構。透過2016年9－11月間對2098名臺灣代表性成人所進行的面訪調查，本研究發現對空污的威脅感知、關切程度、社會性面向價值觀、主動傳播程度等，與空污防制意向有正向關聯；女性、40－59歲的中年族群、教育程度較高、住在污染較嚴重的南部地區居民，也是空污防制行為意向較高者。本研究結果可做為未來強化空污防制行動宣導及相關空污防制傳播方案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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