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大眾媒介批評的興起將如何形塑新聞專業的公共性？本文將這一問題放在有關新聞自主與問責的規範性理論之辯的脈絡下展開，並嘗試通過經驗觀察來探討。通過對2015年在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現的兩個批評性言說行動的案例考察，研究發現：不同於「積極問責論」的良好願望，伴隨社交媒體興起的大眾媒介批評儘管一定程度體現了監督媒體的公民身份實踐，但未必成為正向的問責新聞業的力量，其問責的公共意義受限。原因是多方面的，既與商業力量對互聯網的滲透以及政府的顯性及隱性控制有關，也與公民媒介素養的不足有關。本文因此是對「積極問責論」的學術批評，但並非否定數字時代大眾媒介批評的積極意義，而是進一步提出，以大眾為主體的媒介批評行動是否能夠實現其公共問責的積極角色，主要取決於它所嵌入的公共領域的結構性特徵以及在這一領域中得到塑造的「問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