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書本之際，超越日常概念下的二元結構到底有沒有可能？此二元結構包括：內容相對於形式、物質性商品相對於非物質性觀念、作者相對於讀者等等。換言之，在此二元性中，書本不是作為超驗性符徵的具體實現（「道成肉身」），就是作為契約性（溝通與交易）關係的具體實例，是否可能跳脫書本作為以上任一束縛自主主體的概念呢？不消說，這兩項選擇都建立了共同體的固有模式。如同尚呂克‧儂曦(Jean-Luc Nancy, 1940- )的英譯者大衛‧威爾斯(David Wills)對讀者的建議：「何謂共同體？」這個問題貫穿儂曦的全部著作，「甚至這個問題在其著作當中相當於一項宏大的哲學計畫」，同樣也推動本著作的思路。然而，這個根本的問題在這本書當中的處理頗不如儂曦的其他主要著作一般地嚴謹，因而產生了對於解構派以及我們所處之時代——這是一個書本的社會常規再次經歷著像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所代表那樣根本性改變的時代——的一些令人困擾的問題。
在《論思想的交易：書本與書店》（On the Commerce of Thinking: Of Books and Bookstores，後文簡稱《交易》）的表面上，它持續經典的解構方式，將本書作為一種玩弄「外在與內在介面」(interface between outside and inside)(1)的形態。換言之，我們作為讀者就被邀請參與一場文本的攤展，此攤展仔細地制止各種二元對立，以防被轉換成辯證法可以輕易動員的原料，或被納入原初性以及派生來源的階序當中。然而，就如同我們被告誡不可用封面來評斷一本書，《交易》的解構性「面子」(face)遮蔽著某些手法，進而迫使我們重新評價文本的解構意義。這些關切首先呈現在「何謂一本書？」這個問題的啟始定義。一開始，儂曦引介了「書本的『純粹觀念』」(the “pure idea of ‘book’”)(3)的見解，此一公式在通篇其餘章節當中被精確地重覆。對於本讀者來說，儂曦如此訴諸純粹性的概念，即使是關於對我來說如此重要的東西——書本，也不禁令人產生相當突兀乃至不適的感受。難道解構派所屬的20世紀差異哲學，不正應當關切展現純粹性當中的不純，中心的邊緣，以及在封閉中的開放嗎？60、70以及80年代多數的解構派著作的標準開場白或招手策略，其實就是針對那些由於歷史實踐所積累出來的封閉性加以打開的動作。在儂曦關切共在之存有論構造與主權之根本問題的精心傑作《解構共同體》(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當中，那樣的封閉性主要反映在以諸如主權、身分認同與本質等等概念來界定共存的政治理念。不消說，戰後的法蘭西解構派針對封閉之觀念的討論，受惠於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且同時與海德格進行一場徵候性地對西方形上學之封閉的概念的批判式對話。然而，相較於如今足以稱之為解構學的「經典」動作——藉由加法(addition)或乘法(multiplication)的置換效應來揭示一個開放點（德希達著名地稱之為「散播」〔dissemination〕與「延異」〔différance〕），《交易》一書以一系列的減法動作來定義書本。我們首先被告知書本所不是的，它不是「書信、傳記或是諷刺文」(letter, memoir, or lampoon)(2)，亦非一堂「課程」(lesson)(4)、一本「手冊」(manual)(4)、一篇「技術論文」(treatise)(5)、一種「媒體」(medium)(14)、一套「冊籍」(volume)(6)，甚至並非一部「作品」(work)(5)。儂曦寫道：「書本完全是別的東西。」(5) 此它物不能被對象化：「此處必須作為我們所關切的書本不能被等同於一個得以區別的對象或是諸多對象的一個被定義的種類。」(6)當儂曦宣告此刻討論的正是「作為絕對性的書本」(absolute as book)且還這般地難以辨讀(illegible)(27)時，我們不禁懷疑，解構派曾經經常被貼上、不盡公允的標籤——「否定性神學」（negative theology；參見Coward and Foshay eds. 1992），是否就此終究找到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據點，足以驗證他人對解構主義持有這樣深刻的印象？造成「印象」(impression)(13)正是儂曦歸結書本的本質之一。然而，《交易》一書究竟「印」出了什麼形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