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社會的相關性(relevance)是當今人文社會學科需要面對與因應的共同時代處境。1990年代中期逐漸浮現的公共人類學(public anthropology)即是對前述情境的具體回應。公共人類學將「公共」、（社會）介入／參與(engagement)以及媒介傳遞作為討論與實踐的重要關切。但哪些人與這些知識發生關連、產生互動，則是公共人類學論辯中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問題。布洛斯基(Borofsky 2000, 2007, 2011) 註1 談論的公共人類學著重在應用、實踐的面向，並從這些面向反過頭來檢視「什麼是對社會有用的題目／研究」；或者從社會相關性的角度去闡述某個題目／研究的公共意涵，讓受眾知悉它的社會性或覺得它對社會有用。在此，布洛斯基的受眾指的是一般社會大眾。
舍珀－胡芙(Scheper-Hughes 1995) 註2 從醫療人類學的專業背景，提出militant anthropology的想法，主張人類學介入公共場域需要有立場，要為某種特別的公眾，尤其那些無法進入公共場域的人們，為他們講話。相較於布洛斯基或桑迪(Sanday 1976, 2004）註3 視公眾為一體不分的社會大眾，舍珀－胡芙則對「公眾是誰」以及「何種公眾領域」的問題，進行探問與深入尋索。舍珀－胡芙教授對何謂「公眾」的反省思辯，描繪了人類學學識與社會介入、再現／呈述政治以及（學術、研究）倫理難以切割的複雜關係。
公共人類學不僅僅關注學科的實踐或應用，而是在應用與實踐的同時，評估並反思行動、介入的意義、效用及其意涵。哈佛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法默(Paul Fammer)，擁有哈佛大學的人類學與醫學博士雙學位，與現任世界銀行總裁金勇(Jim Kim)在海地創立的「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 PIH)，以人道主義精神，提供窮人醫療服務。「健康伙伴」以解決窮苦人健康衛生為己任，處理（暴力）後果而不追究（暴力）原因，避免涉入當地的政治意識型態之爭。但，個人的善意能夠解決結構的問題嗎？還是在拖延結構的崩解。由於沒有所謂中立或公正的人道主義，所以「誰跟誰是partnership」就成為相當需要被檢視的問題。註4
人類學學科建制以及人類學家於建制化過程中採取的立場、扮演的角色，左右特定時空脈絡下的學科走向、議題探討以及何謂有價值的學識／研究。由於學科的「價值、理念」影響著學術生產與社會實踐的可能與想像，包括（新）系所、組織的成立，學術或社會團體的發起（如期刊、協會或學會），都對人類學場域的構成產生作用。而透過學術傳統的維持，則相當程度影響資源分配、學術審查、人事升遷、教學養成管道，以及學術成就的認可。 註5 學科建制的內在過程如何外在化，納入公共性的脈絡進行討論，進而訴求貼近時代脈絡（意識）的審議制度，將是人類學公共化的另外一個重要面向。
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的變化，強調績效、點數與評鑑的排比效果，強化研究的成果發表，相形之下既不重視教學也不鼓勵公共服務。而台灣人類學研究從一開始就以本土社會研究為主，積累了相當豐富而有深度的本土經驗材料。這些來自本土的經驗研究心得，較少在公共議題上凸顯它的關連。雖有少數前輩，如典範型學者李亦園與陳其南兩位教授，相當在意人類學知識的公眾化以及它的社會參與。但，整體而言人類學與公眾的連結相形微弱，學科發展面臨困境。前述現實是台灣人類學及其公共化需要應對的挑戰與內外處境。因此，在台灣強調主體（意識）與學術在地化的進程中，如何（重新）探索、思考並深化這些本土基礎材料與社會的關連性，將是人類學從業者努力的目標。
本期「公共人類學」專題五篇論文從研究者各自的實踐場域，對人類學（者）的社會參與以及介入的公共場域，進行了反省與思辯。
呂欣怡從人類學的導論教學出發，針對公共人類學的核心課題：「公共相關性」對何謂切合時宜的人類學導論課程進行深度思索，提出導論教學一方面符合公共人類學「以公眾化的傳播方式散布學科知識」的期許，另一方面，初次接觸人類學的年輕世代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與回應，正可做為檢驗專業知識之公共相關性的判準。換句話說，關於導論課程的研議，根本問題其實是「何為具備公共相關性的人類學知識？」或者更貼切的提問：「21世紀台灣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類學知識？」這一人類學與社會如何發生關連的重要而至為關鍵的問題。
民族誌影片作為人類學知識傳遞與散播的（另類）形式，在台灣有何種發展情況？民族誌影片對「他者」的呈現與詮釋，能夠跨越族群、地域、不同社會進程或位階而達到溝通的效能？在台灣舉辦的民族誌影展，藉由影片徵選，節目安排，從知識的傳遞、倡議或反身性理解的不同社會「介入」，提供觀眾參與到民族誌的影像世界。林文玲因此認為「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實施所介入的，是一個在台灣無論學術或文化生產，一直以來比較沒有觸及的空間場域；而辦理民族誌影展本身對應主流人類學的文化書寫，即是一種公共化策略與介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