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台灣電影史的建構皆環繞著具有國族電影代表性的作品，80年代初期出現的「台灣新電影」影響力尤深，也主導著自此之後台灣電影史的史觀。儘管新電影的作品本身在美學風格和內容主題上皆有突破性意義，但不可否認地，新電影的歷史定位突顯了建構電影史的階序：國族／公領域／藝術／中心v.s.（同性）性相／私領域／商業／邊緣，這也導致以同性戀為主題的電影在台灣電影史的討論中缺席。本文取拾荒收藏之精神，重探台灣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當同性戀議題浮上檯面，但同志論述尚未深入文化再現領域時三部以同性戀為題材的商業電影：《女子學校》（李美彌1982）、《孽子》（虞戡平1986）、《失聲畫眉》（鄭勝夫1991）。本文一方面究其邊緣位置的由來，二方面則從同性戀再現的可見性政治切入，重新檢視三部電影在文本和超文本論述中所反映、象徵、回應的性／別意涵與規訓邊界，並重新評估其擾動性／別結構秩序的潛力和開拓出的縫隙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