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後殖民主義的視野中，形成了西方對東方的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那麼對於被看的東方來說，這種視覺經驗是如何發生的呢？本文試圖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發端處－魯迅關於自己從事現代文學事業的敘述，也就是著名的「幻燈片事件」－來呈現這種「視覺性遭遇」所造成的複雜的現代性經驗，尤其是在這個場景中，中國人的主體位置被分裂為三個：「我」、看客與被砍頭者，這不僅帶出了中國的後殖民經驗，更與中國的半殖民地境遇相關。我基本上從三個方面來處理這個問題：一是魯迅獲得啟蒙者的身分與發生「幻燈片事件」的教室／劇場空間有著內在的聯繫，或者說魯迅獲得觀看的權力來自於他作為學生／觀眾的身分；二是看客並非只是魯迅眼中麻木的國民代表（一個「被看」的「看客」），還充當著觀看的功能（魯迅筆下的「戲劇的看客」），這種看客／圍觀者不僅使得狂人、孤獨者等啟蒙者處在被觀看的位置上，而且把一種外在／日本人的凝視轉移為一種內部的觀看，魯迅也由一個觀看者／啟蒙者／醫生變成了被觀看的物件／病人（如狂人）；第三是在「幻燈片事件」中，這些處在日俄戰爭時期的中國人／滿洲人／東北人，同時被魯迅和他的日本同學的視線雙重放逐，被放逐的還有懸在被砍頭者頭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