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台灣紀實攝影實踐的高峰，其中一個主要的題材與創作取徑，是針對台灣原住民的人道主義攝影。本文批判地閱讀兩部以達悟族人為對象的紀實作品《蘭嶼•再見》和《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並檢視以攝影凝視他者時的感性訴求與將議題政治化的相關問題。透過對這兩部具有經典意義之作品的文本分析，本文指出：王信的《蘭嶼•再見》以感性的、人道關懷式的角度，進行對達悟族人及其文化的凝視、欣賞與「同情」，其中並無具體議題；而關曉榮在《尊嚴與屈辱》裡，則同時以蘭嶼反核運動的介入者和抽離的紀錄者雙重身分，面對達悟族人的各種議題，使其作品產生了相當的政治意義。在分析案例援引西方攝影論述時，本文同時檢視西方論述（例如蘇珊•桑塔格對攝影的評論）放在台灣實踐脈絡裡的適用性問題，並試圖提出「人道主義攝影」這個概念，在西方文化與台灣實踐之間的意義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