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高夫曼的「戲劇論」和台灣本土心理學的「人情與面子理論」為基礎，試圖透過苗栗地區議聘過程的觀察，了解蘊涵於其中的文化與性別意涵。在文中研究者選擇了一場男女雙方、親友與媒人皆為客家人的議聘事件做為觀察對象，並於事後訪談相關在場人士。研究結果發現，整個議聘過程極為迂迴，雙方家長甚少直接對話，金額的協商主要由媒人進行，雙方父親發言都不多，聘金最終金額的決定權是在女方手中。對於雙方家長而言，透過聘金的收取與婚禮的舉行，女兒即為夫家人，某個程度其相關權利亦被交換至夫家。不過，由於台灣當代的性別平權觀念極為盛行，致使女方家長仍會擔心自己的收聘行為被貼上「賣女兒」標籤，故而在議聘場合中，傳統被要求負責賺錢養家的「父親」就不便表達意見，以免損害其男性尊嚴，改由母親負責表態。總結來說，「聘金」仍深含着牟斯《禮物》一書中所指稱的交換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