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批判傳播研究經常指出，由於傳媒身處社會的政經系統中，再加上新聞製作過程對建制的依賴，以及文化霸權的影響，傳媒對社會及政治議題的報道會傾向將建制內的觀點以及建制本身合法化。當建制受到挑戰時，傳媒則會對建制作出「修正」，即一方面作出一定的批評，但始終維護建制的基礎和合理性。不過，對香港這樣正經歷政治轉變的社會而言，所謂「建制」本來就在不斷的變遷之中。它在公民眼中的認受性不一定高。在這種環境中，傳媒和建制會有什麼樣的關係？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中一名長期以來以參加反建制社會運動而著名的社會活躍份子勝出，為探討香港傳媒對建制的態度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個案。究竟香港傳媒怎樣報道他的勝利？輿論怎樣詮釋這選舉結果的意義？如果這選舉結果可以被視為一種對香港現存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挑戰的話，傳媒論述怎樣建構這批判和挑戰的內容？透過重構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後選戰」，本文展示選舉後在傳媒出現的民意建構和制度修正現象。本文並討論這制度修正出現的原因，以及政治轉變中香港傳媒和公共論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