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 到西班牙 「憤怒的人群」 運動（Indignados），再到「佔領華爾街」，大規模的、持續性的抗議運動，對數字媒體的使用已經不限於發送和接受訊息。在其中的一些運動形成過程中，正式組建的「紅磚加水泥」的實體組織的參與程度並不高。但其中有一些運動通過使用技術將公眾參與個人化，讓包括遊說團體在內的成熟的正式組織參與到政治運動的進程中。但它們都與我們更熟悉的那種傳統的、由正式組織發起的社會運動和倡議行為不同。這篇文章考察了當傳播成為組織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時的組織動因。本文認為，要理解大規模的行動網路必須區別兩個具有重要作用的邏輯：我們熟悉的、高度組織化的、形成集體身份/認同的「集體性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邏輯，以及我們不太熟知的、建立在媒體網路中共用的個人化內容基礎上的「連結性行動」（connective action）的邏輯。數字媒體的引入並未改變「集體性行動」的核心動因，但卻改變了「連結性行動」的核心動因。在區分上述兩種邏輯的基礎上，本文重點介紹了大規模行動網路的三種理想化類型，這三種類型的運動在當代抗爭性政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