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討員工知覺的轉型領導(TFL)及學習式目標導向(LGO)分別與其角色行為（創新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再者，本研究也欲檢測員工LGO對於TFL與創新行為的關係之干擾效果是否會受到表現式目標導向(PGO)高低的干擾。最後，本研究亦欲檢驗員工LGO對於TFL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之干擾效果是否會受到PGO高低的干擾。本研究之受測對象為台灣地區電子公司497位員工，實得有效問卷303份。結果顯示，員工知覺的轉型領導愈高，其愈會積極表現出創新行為，也愈會積極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員工的學習式目標導向愈高，其亦愈會積極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員工LGO對於TFL與其創新行為的關係之干擾效果會受到PGO高低的干擾。當員工PGO高時，LGO會對TFL與其創新行為之關係產生干擾效果。亦即，若員工PGO高且LGO低時，則員工知覺到的TFL與其表現出之創新行為呈顯著正相關；然而，若員工PGO高且LGO高時，則員工知覺到的TFL與其表現出創新行為之正向關聯性較低。相對而言，當員工PGO低時，LGO不會對TFL與其創新行為之關係生產干擾效果。最後，員工LGO對於TFL與其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之干擾效果亦會受到PGO高低的干擾。當員工PGO高時，LGO會對TFL與其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產生干擾效果。亦即，若員工PGO高且LGO低時，則員工知覺到的TFL與其表現出之組織公民行為呈顯著正相關；然而，若員工PGO高且LGO高時，則員工知覺到的TFL與其表現出組織公民行為之正向關聯性較低。相對而言，當員工PGO低時，LGO不會對TFL與其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產生干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