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女同志社群的消費空間在酷兒論述及其實踐在地化的過程中，除呈現出女同志文化相對異性戀正典空間的拮抗之外，更呈現臺灣女同志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歸類，如何隨著時空的推演而有所轉變。在現存的女同志消費空間中，「踢吧」（tomboy bar）與「拉吧」（lesbian bar）兩個詞彙，看似皆指向女同志夜生活的消費文化，卻呈現社群內部兩面一體的認同政治。「踢吧」（tomboy bar）以從2002年開業，斷斷續續營業至今的TABOO為例，標誌「踢／婆」身份在女同志消費空間中扮演的關鍵要素，且承襲世紀之交對於「踢吧」的概念指涉，連結了五六Ｏ年代美軍文化帶入臺灣的「踢吧」歷史記憶；後者以2018年開業的Wonder Bar Taipei為例，隨著性別平權倡議與論述在臺灣拓展，標誌「不分」認同在女同志社群內部逐漸鞏固的過程，並伴隨著生活品味、個人風格等標籤再生產，展演出與階級更緊密叩合的女同志文化認同。
本文將以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框架與視野，探討女同志個體分別於TABOO與Wonder Bar Taipei中的消費經驗，並以本田野中女同志消費空間的流變現象，尋思女同志文化認同的典範轉移過程。本文試圖分析這樣的認同典範轉移，如何反映臺灣酷兒歷史中，女同志自我認同的情感矛盾性；臺灣女同志文化認同的轉移，又以何種方法，呈現了當代臺灣同志平權倡議的侷限與政治潛能？透過對於現今臺灣女同志消費空間與文化認同的再問題化（re-problematization），筆者期待能藉由對於女同志身份與文化認同的重新提問，對當代酷兒研究方法論進行進一步的回饋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