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民族誌（Visual Ethnography）隨著攝影技術的進步後逐漸成為民族誌的主流製作方法之一，但事實上以攝影作為視覺民族誌的主體本身充滿爭議。攝影的機械性格所提供的「真實性」對於民族誌來說似乎能夠提供絕對武斷且客觀的證據，但我們必須反思攝影的產製過程不論能夠多麼精準地複製真實，最終決定在何時何地以何種角度擷取現實的終究是攝影機背後的那個人。因此當我們將影像置入視覺民族誌的討論時關於客觀的問題便馬上浮現：究竟影像能否忠實反映被記錄的民族的真實？抑或只是攝影者充滿私人經驗的獵奇式個人旅遊紀錄。台灣攝影史以「被攝影」為開端，最早一批為台灣留下影像紀錄的攝影師為清朝開港後來台的英國傳教士及商人們，如今他們聲稱當時所拍攝的是充滿文化調查、民族誌式的影像，但實際上這些是否只是帝國主義下矯飾當時侵略之實的美化說詞？
本文將以台灣早期攝影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為例，分析湯姆生為台灣所留下的影像及遊記：《麻六甲海峽、印度支那與中國：十年的海外旅行歷險記》（1875）、《帶著相機遊中國》（1898）是否能夠作為台灣早期視覺民族誌，並試圖從上述出版物中的書寫痕跡找出隱藏在其後的權力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