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國化」過程，也許可從當年進入中國的並非印度製佛教義理一事講起。也就是說，佛教在中國的永續發展與否，很少取決於它與印度傳統的關聯。而佛教對於中國文明的影響，既顯著又令人印象深刻。這是為何「佛教中國化」是一項能夠提供給研究者的有用的概念工具，藉以瞭解佛教從玄學傾向到禪宗（佛教自主性於焉建立）的發展歷程。然而，當「佛教中國化」的生產力愈加顯著，概念的問題也就愈形模糊。正如我們將要指出的，概念使用愈是頻繁，吾人就愈看不到一種意願，即想要瞭解誰是早期構思者或代表人物的意願，因為這將會涉及候選人的資格認定。誰有能力制訂這個概念？我們想到的是既研究哲學史也涉獵中國佛教史的學者。其中，胡適（尤其是他關於禪宗史的研究）也許屬於對「佛教中國化」概念之起點有所貢獻的第一批學者。此種辨識同時牽涉到另一個問題：胡適的相關研究想要表達什麼？不同於吾人過去所認為的，其研究特徵並非滿足他個人的反宗教心態，他的提問是在三種層次上展開，即禪宗史、中國文藝復興以及中國印度化。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原本是要區分中國／印度宗派的嘗試，卻在無意間告訴我們「佛教中國化」概念的一個可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