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透過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與當代新儒家的連接，思考跨文化哲學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筆者要強調，無論新儒家的趨向多麼保守或唯心，但在跨文化方面卻比現有歐洲批判理論更為激進。相較於激進的共產革命及其徹底的反傳統主義，當代新儒家的激進意義在今天或許仍難以評估。筆者懷疑，反傳統主義終究是否奠基在中國現代性的偏頗理解之上。中國現代性的潛力是否更能夠迎接西方現代性的挑戰，而同時避免切斷與中國的文化歷史資源的關係，甚至由此獲得吸收和轉化西方現代性的可能性條件？新儒家認為，面對中國的處境，必須進行複雜的兩層批判，即要批評前現代中國的某些面向，又要批評現代西方的某些面向。因而，他們所採取的立場或能初步走出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分裂，只是一開始即被歷史的暴力所壓倒，唯今之日則可逐漸顯示寬闊遠景。近幾年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才逐漸擺脫對傳統的盲目否定，重新進入古典中國文化的嚴肅考察。這方面，新儒家的唯心傾向成為批評的焦點。但不該遺忘的是，使得當代漢語思想能積極地邁向跨文化哲學視野，並獲得突破，功勞首在那些保有唯心論和形上學信念的當代新儒家。新儒家宣言的例子顯示，儘管在1958年知識分子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並批評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觀點，卻也不得不將對中國文化及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反思放入跨文化視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