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摘要論文要討論19世紀末中文世界知識轉型之際，倫理概念如何透過翻譯與體制化的過程，引入了具有功利主義、道德進化論與國家主義的倫理學，而成為中文世界主體化工程的基礎，以及王國維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複雜角色。討論晚清變局知識轉型之問題，論者時常局限於外部視野與內部視野之辨，或是刺激反應與內發變革之爭，本文將指出，知識譜系挪移之過程，不能夠嘆此二元論的方式討論，而必須以拓樸學的模式來理解。羅振玉創立東文學社與《教育世界》，大量透過日本翻譯而引進各種教育理念、教育體制與倫理學，進而協助推動晚清學部的新政；在早期現代化過程教育理念與倫理學譜系的轉型中，他所涉及的體制工作扮演了關鍵的時代性角色。在此過程中，經由日本的翻譯管道，以倫理學為核心概念的現代教育體制以及教育理論被引入，而逐漸建立了以國家為最高倫理關係的原則，成為了20世紀初期幾個世代的教育養成以及主體化的基礎。王國維自始至終協助羅振玉大量翻譯與書寫，在此體制化過程中舉足輕重。不過，表面上，王國維處於推動此現代倫理學的體制化位置，實際上，他卻在此時刻展開了思考上的抵制張力。這個複雜的位置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