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2至2005年間先後在澳門、日本北海道及香港的少年監獄（或稱「感化院」、「教導所」、「男、女童院」等）舉行媒體工作坊，教導12至16歲的被囚少年攝影、錄音及拍攝錄像的技巧。本文首先討論國家機器把犯罪少年同時進行身體與資訊上的隔離，製造出強化這些少年持續處於「偏差」狀態的效果，探討美國、日本及香港不少社會與心理學家、社工對犯罪少年的研究與「青年論述」，如何加深了主流社會對「偏差少年」、「邊緣少年」的定見，加強警治(policing)的認受性。本文透過就日本與香港同學的影像作品作文本分析，從而瞥見論述與創作實踐之間互動的可能性，企圖藉此探索工作坊的介入（包括事前斟商的過程）與同學的創作，如何對攝影這媒體長期被國家機器挪用來界定、製造及操控「偏差性」的歷史功能作出回應，顛覆被客觀數據化的位置。我希望能借助本文，透過對影像的詮釋與論述策略，為這些建立中的主體構成過程提供更多閱讀及被充權的可能性，重新肯定從青年主體出發的重要性，尤其是被認為「犯罪」、「偏差」、「邊緣」、「問題製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