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米勒(Lee Miller, 1907-1977)是拍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著名攝影家，本文主要聚焦於她在1940年捕捉英倫大轟炸的廢墟照片，以及她在1944至1945年間以《時尚》(Vogue)雜誌歐洲戰地通訊記者的身份，拍攝傷兵與大屠殺屍體的照片。在過去十五年，學者們對米勒戰地攝影的詮釋呈現兩極化的矛盾觀點，一些學者認為它們以疏離效果來強調觀者與拍攝對象之間的差異，另外一些學者宣稱它們召喚了觀者對拍攝對象的認同感，筆者則試圖化解這些學者的矛盾解讀。筆者嘗試從視覺分析出發，將佛利曼(Barbara Claire Freeman)等人探討「陰性崇高」(the feminine sublime)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研究，以及艾婷爵(Bracha Lichtenberg Ettinger)所提議「母體式的」(matrixial)觀視理論，轉化成詮釋米勒戰爭攝影的理論架構，以創新的角度探討米勒所開拓知覺戰爭創傷的獨特方式，也就是展現「陰性崇高」的美學與倫理學。筆者將分析，米勒創傷攝影中的「陰性崇高」情境，與英國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在《關於崇高與優美觀念的起源之哲學探討》（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1757）中所建立的「崇高」的美感經驗不同，觀者並無法如柏克所論，超脫並主宰作為威脅來源的戰爭創傷，而是在自我與他者介於融入與超脫的動態關係中，體驗與尊重他者創傷無法化約的「他異性」。米勒所建立這種知覺創傷影像的模式，不僅是一種女性主義的觀看實踐，而且還可以召喚所有的反戰觀者，以「陰性崇高」的觀視來體悟父權與戰爭所造成的毀滅性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