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我給這演講所訂的題目野心太大了點。我不是要談在虛構之政治當中包含了什麼，而是從一個有限的角度來處理這個議題：也就是從現代小說當中，針對寫實描繪之意義來討論此議題。1968年，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發表了他的經典文章——〈現實效應〉(The Reality Effect)。從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於1877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一個單純的心〉(A Simple Heart)，巴特挑出此法國文學之經典範例，且針對著一個細節展開這篇文章。當描寫著小說角色居住之房舍的起居室時，作家告訴我們：「晴雨錶底下，有一架舊鋼琴，上面放著匣子、硬紙盒，堆得像金字塔似的。」 問題馬上就被提出了：為何提到這晴雨錶？ 顯然，對情節來說，提起此物沒有什麼用途，晴雨錶對故事要角並沒有什麼意義。同樣地，我們也看不出成堆金字塔般的匣子、硬紙盒有任何決定性的意義。但是，顯然這些無用的細節並不能歸咎於這個作家缺乏識別力。重點不在於一段描寫當中多餘的元素，而是描寫本身(description itself)。多餘的晴雨錶指出一個更大的問題或是一個悖論。在歐洲文學當中，19世紀作為一個小說(novel)的偉大時代而嶄露頭角，這是其偉大的藝術成就，以及其作為一種詮釋社會與歷史經驗之形式所具之深層意義的時刻。但另一方面，此小說的偉大時代也正是敘事邏輯(narrative logic)愈發受阻於描寫之溢現(excess of description)的時刻，描寫之溢現阻檔了情節的展開。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對鄉間地方起居室之家具的每篇描寫都是此般溢現最為人所悉的例子。然而，20世紀作家也以同樣的指控聲明反對他們的前人。在〈超現實主義宣言〉(Surrealist Manifesto)當中，布列東(André Breton)以詩學想像的絕對權利反對寫實描摹的樸素性。「他在浪費時間，而我拒絕進入他這房間。」 布列東以這種說法摒棄杜斯托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在《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中對於高利貸者的房間壁紙以及家具的描述，並且進而闡釋他的批評。在給卡薩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的小說《摩雷的創造》(The Invention of Morel)的序言當中，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將作家之真切作品作為絕妙情節之創造，進以對立於偉大的法蘭西小說家們給予日常寫實的累贅託付。即使，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不被視作為是自然主義小說家的文章中，波赫士都發現太多的篇幅以及章節，如他所說的：「作為創造，這是無法接受」，否則我們就必須接受我們「無趣且閒散的日常生活。」 我將要提出以下的問題：對於小說之勝利以及乏味又閒散之日常生活的入侵，我們要如何詮釋這同時發生的兩者？我們要如何理解虛構的偉大時代同時發生著敘事邏輯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