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呼籲，導論教學應被視為公共人類學的一種實踐方式，理由有二：首先，導論課程是學院當中少數可以超越專門化知識生產的藩籬，融合各個次領域研究成果的場域，負責導論教學的教師，必須能清楚掌握人類學的核心概念，以及其在當代仍舊保有的活力；其次，導論教學面對的是初次接觸人類學知識的年輕世代，他們在課程中的學習狀況與回應，正可用來研判與調整學科知識的公共化成效。然而，如果我們以公共人類學的立論來定義導論課程，則在課堂場域中所傳遞的人類學知識（包括核心議題的選擇、理解的框架、以及教學的方式），自然應該
隨著我們面對的公眾—學生—而做調整。也就是說，導論課的設計必須建基於學術研究的根本初衷—「什麼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個文化最重要的議題？」，幫助我們的公眾—學生—從貫時性（演化／歷史）與共時性（異文化）的比較中理解自身存在處境並且思辯突破困境之道。
這篇文章首先評述過去一個世紀之間具代表性的英美人類學教學著作，從跨時代的文獻比較中歸納出人類學教師共同的核心關懷，以及隨著時代氛圍而遞變的教學重點。其次，筆者以自己在三個不同時期、針對不同族群、以及不同的教育環境之中的導論教學經驗作為研究材料，檢視人類學知識究竟／是否提供了何種洞見，協助這三個不同「文化」的學生族群重新理解其所身處的時代課題。最後，筆者提出關於當代人類學導論教學的兩項芻議：1)重新檢視文化相對觀的當代意涵；2)以具前瞻視野與切身相關性的「文化可能性」取代靜態無感的「文化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