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最新的研究，聚焦關注社會污名的問題。一直以來，我批判地使用酷兒這個詞彙，一方面指出這個詞語的用處，一方面卻也提醒，對於對抗正典(anti-normative)的連線政治(politics of coalition)而言，酷兒一詞有其局限。在這篇論文中，我建議，如果酷兒作為一個詞彙已然失去實質用途，我們或許可以考慮用「污名」作為替代，或許能為連線結盟的工作提供更好的根基。污名這個詞有助於我們理解橫跨各式差異的社會排斥，並解釋其內在動態，我在文中將討論污名之於殘障與性的關連性。我將透過我對於加裔美籍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來著手處理這些問題。高夫曼在1963年出版的《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一書指出，我們有必要找出一套污名理論，這套理論能處理所有社會邊緣(social outsiders)的處境，用高夫曼的話來說，也就是所有帶著「受損身分」(spoiled identity)的個人。這些人身上帶著某個特徵，使他／她們有別於他人，因此時常受到「他人矮化，從完整平凡的普通人矮化成帶著污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Goffman 1963: 3)在我的新書計畫「《污名》檔案庫」(The Stigma Archive)裡，我正在研究高夫曼寫《污名》一書時使用的原始材料（多半是文學類的）。這本書收集了五花八門的材料，由許多不同的文類組成，研究的主題囊括各種想像得到的社會污名：同性戀和殘障在書中的重要性較為突出，種族和族裔則著墨較少，但高夫曼書中受到污名化的人物還包括了酗酒的人、前科犯、遊民、應召女郎、爵士音樂家、口吃的人、犯罪少年、詐騙集團，以及其他社會底層的人民，這些全都是20世紀中葉「偏差研究」裡常見的人物類型。高夫曼堅持，為了分析的目的，我們應該將這些人全都放在一起討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看清這些群體共同遭遇的污名化，以及其內在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