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對中國大陸同性戀者健康干預項目──《朋友通信》的民族志研究,展示兩個議題:其一,以《朋友通信》為另類媒介的經典個案,分析其編輯生產與流通模式如何實踐多種文化主義的平等理念,洞察另類媒介在中國的具體運作;其二,《朋友通信》開創了同性戀社群的媒介再現,本文借此探討中國弱勢群體的公共領域的建構問題。這兩個議題也是對批判傳播研究的理論擴展進行當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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